《Discover Public Health》：Public health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of alcohol regulation in Tamil N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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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综述深入剖析了泰米尔纳德邦酒精管控中公共卫生目标与经济依赖（TASMAC垄断）及政治承诺间的深刻矛盾，揭示了酒精使用障碍（AUD）导致的肝病、暴力等沉重社会健康负担，并呼吁建立以伦理为导向、优先考虑健康（借鉴WHO的SAFER框架）的综合性治理策略。
酒精消费在印度，特别是泰米尔纳德邦，已成为一个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国家家庭健康调查（NFHS-5）数据显示，泰米尔纳德邦男性饮酒率（29.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4%），而女性饮酒率极低（0.4%），显示出显著的性别差异。然而，女性因代谢差异等因素，可能承受着不成比例的健康负担。酒精消费的流行是一个由文化、经济、政治和公共卫生子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网络问题。
文化、经济与政治交织的影响
泰米尔纳德邦的文化框架深受宗教信抑和传统价值观影响，历史上对饮酒持保守态度，尤其对女性饮酒存在严重污名化。然而，城市化、同伴压力和经济压力正在削弱传统的社会约束。一个关键矛盾在于，国家通过泰米尔纳德邦国家营销公司（TASMAC）对酒精销售实行垄断专营，本意是控制分销，却实际上增加了酒精的可见度和可获得性，使国家财政深度依赖酒精收入，从而在公开谴责酒精的同时，又制度性地维持其供应。
TASMAC的收入从2021-2022年度的约36,000千万卢比增长至2024-2025年度的超过48,000千万卢比，其财政重要性造成了酒精管控中的利益冲突。政治人物在选举时常承诺全面禁酒以争取选民，但上台后往往因经济依赖而推迟或放弃改革。这种政策不一致性，加上执法不力和监管漏洞，为非法酒精市场提供了空间，2024年卡拉克库利奇（Kallakurichi）导致超过65人死亡的甲醇污染非法酒事件便是惨痛例证。
酒精使用障碍（AUD）的健康与社会经济重负
酒精使用障碍（AUD）是印度可预防性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健康影响深远，是肝硬化和酒精性肝病等肝脏疾病的主要驱动因素，近25%的肝硬化病例与酒精滥用有关。
AUD还与一系列胃肠道疾病（如胰腺炎、胃炎）、多种癌症（如肝癌、乳腺癌）以及心理健康障碍（如抑郁症、焦虑症）密切相关。据估计，酒精相关原因导致全球每年约260,000人死亡，给医疗系统带来沉重负担。酒精还是道路交通事故、暴力（尤其是家庭暴力）和工伤事故的重要诱因。
社会经济影响同样巨大。酒精相关问题占据了印度部分地区高达40.1%的医院入院病例，增加了医疗成本。生产力损失（缺勤、效率低下）以及家庭破裂、犯罪率上升等社会成本，对国家经济构成显著负担。然而，围绕酒精依赖的污名化以及治疗服务的可及性不足（全国精神健康调查（NMHS）显示近86%的AUD患者未获得治疗），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
新兴视角与管控策略
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为理解和干预AUD提供了新视角。行为经济学将AUD视为一种适应不良的决策过程，即个体过度看重酒精带来的即时奖励，而低估了延迟的健康、社交和经济成本。神经经济学则从神经机制层面解释，酒精依赖导致前额叶皮层和纹状体奖赏回路功能失调，损害价值计算和抑制控制。基于这些理论的干预措施，如改变选择架构（提高获取酒精的成本或难度）、提供替代性奖励、认知再训练等，显示出潜力。例如，比哈尔邦2016年的禁酒令导致了男性每周饮酒量以及针对女性的亲密伴侣暴力行为的显著减少。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球酒精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其SAFER（加强可获得性限制、推进酒后驾驶执法、促进治疗、执行广告禁令、提高价格）倡议等框架为各国提供了基于证据的干预指南。这些措施对于指导泰米尔纳德邦在TASMAC体系下实施合理化征税、限制零售时间、整合筛查和简短干预到初级卫生保健等策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挑战与未来方向
应对AUD面临多重挑战，包括诊断不足、巨大的治疗差距、根深蒂固的污名、治疗服务（尤其是农村地区）可及性有限、高复发率以及与精神疾病的共病问题。印度零散的州级政策（一些州禁酒，一些州如泰米尔纳德邦实行政府垄断专营）也阻碍了统一国家战略的形成。
未来，泰米尔纳德邦乃至印度需要转向一个以公共卫生为中心、基于证据的酒精管控框架。这包括：加强关于酒精危害的公共卫生宣传；实施更严格的销售管制（如税收、营销限制）；扩大AUD治疗服务的可及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并提供涵盖身心健康的综合护理；提高TASMAC运营的透明度，确保酒精收入用于公共卫生项目；以及促进政治领导人参与公共卫生对话，将人口长期健康置于与酒精销售相关的经济利益之上。最终目标是通过将政治意愿与公共卫生需求相结合，减轻酒精相关危害，建设一个更健康、更繁荣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