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ient Preference and Adherence》：The Impact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Wearable Devices on Treatment Adherence in Fracture Pati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s of Self-Efficacy and Meaning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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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首次探讨了可穿戴设备感知有用性通过自我效能与生命意义的链式中介机制影响骨折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心理路径。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对473名骨折患者进行调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感知有用性不仅直接正向预测依从性（β=0.167），还通过自我效能（间接效应=0.089）和生命意义（间接效应=-0.135）产生复杂中介作用，总效应解释62%的依从性变异，为数字化康复干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临床启示。
背景
骨折作为一种常见的肌肉骨骼损伤，全球范围内具有高发病率。约27%至42%的中老年骨折患者因康复依从性差而出现骨不连、愈合不良及功能恢复不佳等严重并发症。传统康复模式下，患者出院后的治疗依从性主要依赖其自觉性及医患沟通，缺乏可量化的评估工具，导致物理治疗、负重训练及营养补充等关键干预措施的依从率普遍较低。可穿戴设备作为与人体紧密集成、具备实时交互功能的智能医疗设备，能够通过持续监测生理指标与运动数据，为骨折患者提供动态、量化的反馈，同时为临床医生提供更精准的诊断依据。然而，尽管可穿戴设备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其实际疗效常受限于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既往研究表明，患者对可穿戴设备的依从性较低常受设备用户体验、隐私安全、检测精度及经济成本等因素影响，尤其对于骨折患者，常规设备可能因肢体肿胀、固定装置摩擦或活动受限等因素引起不适甚至二次损伤，进而降低其对设备有用性的感知，最终影响治疗依从性。
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分析可穿戴设备感知有用性对骨折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及其内在心理机制。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首次将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与生命意义（Meaning in Life）作为中介变量纳入骨折康复领域，构建链式中介模型。研究于2025年5月至6月采用横断面设计，便利抽取中国浙江省四家三级甲等医院的473名骨折患者（男性45.5%，平均年龄44.42±16.24岁）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参与者均完成经过信效度检验的感知有用性量表、自我效能量表、生命意义量表及治疗依从性量表。数据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及SPSS Macro Process Model 6进行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并使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计算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结果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显示，各研究变量均值均高于中值（2.5分），且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偏度范围：-0.521至0.402；峰度范围：-0.077至0.281）。感知有用性与治疗依从性呈显著正相关（r=0.269, p<0.01），与自我效能（r=0.693, p<0.01）及生命意义（r=0.667, p<0.01）亦呈显著正相关。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χ2/df=3.592, CFI=0.904, TLI=0.893, RMSEA=0.074）。路径分析表明，感知有用性不仅直接正向预测治疗依从性（β=0.167, 95% CI=[0.042, 0.291]），还通过三条间接路径影响依从性：自我效能的独立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089, 95% CI=[0.019, 0.174]）、生命意义的独立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135, 95% CI=[-0.215, -0.033]），以及生命意义→自我效能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149, 95% CI=[0.077, 0.229]）。总效应中，直接效应占62%，间接效应占38%。
讨论
理论意义
本研究首次将技术接受模型（TAM）扩展至骨折康复情境，证实感知有用性是影响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关键认知前因。传统TAM强调技术的有用性与易用性对用户采纳行为的影响，但忽略了健康行为中更深层的心理、情感与情境因素。本研究通过引入自我效能与生命意义两个中介变量，揭示了技术感知向健康行为转化的复杂心理机制。自我效能作为行为改变的核心驱动力，在感知有用性向依从性转化过程中起到重要桥梁作用。当患者通过可穿戴设备获得实时生物反馈、进展可视化及个性化指导时，其完成康复任务、管理疼痛及达成康复目标的信心得以增强，进而转化为更高的依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呈现负向效应，这可能与某些患者在面对创伤时产生的存在性反思（如过度沉思、宿命性接纳）有关，提示生命意义在康复过程中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在缓冲心理痛苦的同时，也可能削弱行为动机。这一发现丰富了TAM在健康领域的理论内涵，并为骨折康复的心理行为研究提供了存在心理学视角。
实践意义
研究结果对临床康复干预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医疗机构与康复中心可将可穿戴设备纳入骨折患者标准康复方案，通过设备提供的客观数据实现康复过程的实时监控与个性化调整。例如，康复医师可依据设备数据制定个体化康复计划，并在随访中利用数据反馈强化患者的自我效能感与治疗信心。同时，应关注设备使用的心理社会障碍，如设备舒适性、数字素养、隐私安全及经济成本等，并通过政策层面（如费用补贴、数据安全框架）与技术优化（如人性化设计、简易操作界面）提升设备的可及性与适用性。此外，结合行为教练技术，将可穿戴设备数据与认知行为干预或意义中心疗法模块整合，可形成多维度的数字化康复支持系统，不仅提升依从性，亦促进患者的心理调适与生命意义重建。
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需采用纵向追踪或实验研究验证动态因果机制。其次，样本来源于浙江省三级医院，可能存在选择偏倚，结论推广至其他地区或医疗环境需谨慎。再次，治疗依从性采用自评量表，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性偏倚与回忆偏倚，未来研究可结合设备使用日志、传感器活动记录等客观指标进行多方法验证。此外，未控制疼痛程度、骨折严重性、共病、社会支持等潜在混杂变量，且未针对不同骨折类型或人口学亚组进行深入分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设备技术特性（如功能、舒适度、数据精度）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并纳入更多心理变量（如康复期望、疼痛感知）构建更全面的心理-行为模型。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可穿戴设备感知有用性通过自我效能与生命意义的多重中介路径影响骨折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心理机制。感知有用性不仅直接促进依从行为，还通过增强患者的康复信心与生命意义感间接发挥作用，但生命意义的中介效应呈现复杂性，提示其在康复过程中可能具有双刃剑特性。研究结果为数字化康复干预的设计与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方向，强调在技术应用中整合心理支持的重要性。未来需通过纵向设计与多方法验证，进一步明确这些心理路径的因果动态及其在不同患者群体中的适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