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cal Care》：Epidemiological trend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t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 A population-based observational study from 1990 to 2021 based on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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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综述基于全球疾病负担2021数据，系统分析了1990至2021年间全球204个国家焦虑与抑郁障碍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SPR）、发病率（ASIR）和伤残调整生命年（ASDR）趋势。研究采用Joinpoint回归模型识别趋势转折点，发现COVID-19大流行期间全球疾病负担显著加剧（焦虑ASPR年变化率APC=10.38%），女性与年轻群体负担增幅尤为突出。高SDI地区焦虑负担最重（ASPR 5639/10万），而低SDI地区抑郁负担最高（ASPR 4849/10万）。研究揭示了疾病负担与社会人口指数（SDI）的区域异质性，为精准化精神卫生干预提供关键流行病学证据。
全球焦虑与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格局演变
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数据的研究显示，1990至2021年间全球精神健康领域呈现显著动态变化。焦虑与抑郁作为最常见的精神障碍，其疾病负担通过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SPR）、发病率（ASIR）和伤残调整生命年（ASDR）三大核心指标进行量化评估。采用Joinpoint回归模型深入解析32年趋势轨迹，发现COVID-19大流行成为重要转折点——全球焦虑ASPR在2019-2021年间以10.38%的年增长率（APC）迅猛上升，抑郁ASPR同期增幅达6.67%，凸显公共卫生危机对心理健康的深远影响。
疾病负担呈现鲜明地理梯度
焦虑障碍负担在热带拉丁美洲最为突出（ASPR 8989/10万），而抑郁障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肆虐（中非ASPR达6337/10万）。高社会人口指数（SDI）地区焦虑负担显著高于低SDI地区（5639 vs 3782/10万），但抑郁负担呈现相反格局。这种“焦虑-抑郁分离”现象提示社会经济因素对精神障碍类型分布存在差异化影响。东亚地区成为唯一实现ASPR下降的区域（-0.2%），其文化特征与医疗体系可能蕴含保护性因素。
性别与年龄维度揭示脆弱群体
女性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疾病负担，其焦虑ASPR增幅（10.92%）显著高于男性（10.03%）。年轻群体在疫情中遭受重创，10-39岁人群成为焦虑抑郁的“重灾区”，这可能与社交中断、教育受阻和就业压力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抑郁障碍在60-64岁年龄段呈现发病高峰，提示老龄化社会面临特殊挑战。
SDI五分位分析勾勒发展轨迹
按SDI水平分层显示，高SDI地区焦虑负担增长最快（AAPC=0.78%），而中等SDI地区抑郁负担扩张显著。这种梯度变化反映了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性：高SDI地区可能因诊断完善和竞争压力导致记录充分，低SDI地区则可能受贫困、医疗资源匮乏和病耻感影响造成低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地区是唯一实现三项指标同步下降的区域，其经验值得深入挖掘。
大流行期间的紧急态势
2019-2021年的差值分析清晰展现疫情冲击的广度和深度。安第斯拉丁美洲和热带拉丁美洲的青少年群体（5-24岁）焦虑指标飙升，而高收入北美地区青年（15-34岁）抑郁负担急剧加重。与此相对，东亚部分地区老年群体（>85岁）却出现指标回落，可能反映文化保护因素的代际差异。
方法论创新与局限并存
研究首次应用Joinpoint回归识别出2001、2005、2010等多个趋势转折点，将长期变化分解为不同阶段。但GBD模型的固有局限仍存，包括低收入地区数据质量、文化差异导致的诊断偏倚，以及自我报告数据与临床诊断的差异。特别是东亚地区较低的ASR值，可能需要从症状躯体化表达和文化耻感角度审慎解读。
政策启示与未来方向
研究结果强烈呼吁基于流行病学证据的精准干预。高负担地区需加强初级精神卫生服务整合，针对女性群体应开发性别敏感的支持方案，对年轻人群宜推进校园心理韧性计划。同时，投资于数据基础设施以克服中低收入地区的监测盲区，将成为全球精神卫生公平的关键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