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bitat International》：Climate-related Planned Relocation as Domicide: The Multi-dimensional Destruction of Home in the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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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气候适应性规划搬迁可能引发的“家园谋杀”问题展开研究。通过菲律宾案例，揭示了搬迁政策在追求安全的同时如何破坏家园的物质经济、社会社区、生态地理和身份文化维度，强调需以更全面的“家园”观指导气候适应策略。
随着全球气候危机日益严峻，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全球气温首次突破工业化前水平1.5°C的阈值。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影响，规划搬迁逐渐成为应对气候风险的重要适应策略。然而，在菲律宾等全球南方国家，这种以“安全”和“保护”为名的政策，却可能演变成一场无声的“家园谋杀”。
超强台风“海燕”过后，菲律宾政府迅速推行“禁建区”政策，将沿海居民迁入永久安置村。表面上，这是为了规避未来气候风险；但实际上，搬迁过程暴露出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传统的家园观念往往局限于物理居所，而这项研究却指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家，远不止是四面墙壁。它是生计的依托、社区的纽带、生态的感知和文化的根基。当居民被迫离开沿海家园，他们失去的不仅是遮风避雨的房屋，更是与海洋共生的生活方式、世代相传的渔猎技艺、海风的气息和潮汐的节奏，以及融入血脉的社区认同。
为了深入剖析这一复杂现象，研究人员在菲律宾塔克洛班市的DREAMVille和帕洛市的Ver Dominic两个安置村开展了为期11个月的多方法案例研究。他们通过焦点小组讨论、半结构化访谈、社区走访和实地观察，深入了解了搬迁对居民生活的长远影响。研究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多维分析框架，从物质经济、社会社区、生态地理和身份文化四个维度，系统解构“家园谋杀”的发生机制。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定性案例研究设计，包括：在菲律宾塔克洛班和帕洛的安置村进行实地调研；通过焦点小组讨论（DREAMVille村10组，Ver Dominic村8组）和半结构化访谈（28名关键信息人）收集数据；辅以非正式交谈（约80名居民）和社区走访；使用MAXQDA2022软件进行定性内容分析；对政府报告和发展计划进行文本分析。
物质经济维度的破坏揭示了规划搬迁对生计的毁灭性影响。研究发现，搬迁后家庭收入普遍低于贫困线，多数家庭仅有一人就业，渔业生计被切断，迫使部分居民返回海岸或再次迁移。更值得深思的是，当居民被迁离后，原沿海区域却被规划为新的金融商业区，这种“为发展让路”的逻辑，使得保护性政策异化为精英积累的工具。
社会社区维度的解体展现了不同安置模式的显著差异。DREAMVille村通过参与式机制刻意保持原有社会网络，而Ver Dominic村采用抽签分配方式，导致社区支持系统崩溃、冲突频发。两个安置村的居民都感觉自己像是“社区中的社区”，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这种社会排斥深刻损害了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生态地理维度的割裂体现了居民与自然环境连接的断裂。受访者怀念海洋的声音、气味和节奏，将新建的安置房称为“烤箱屋”，无法适应缺乏海风调节的炎热环境。标准化建筑设计未能考虑当地气候条件和文化习惯，使保护性居所反而成为日常痛苦的源泉。
身份文化维度的侵蚀反映了文化传承的中断。渔民失去了与海洋精神沟通的仪式，无法定期扫墓阻碍了传统祭奠，不同来源居民的混合使得传统节庆难以延续。男性从渔民转变为三轮车司机，不仅意味着生计方式的改变，更是自我价值和家族传承的失落。
研究结论指出，规划搬迁并非必然带来家园毁灭，但其固有的风险不容忽视。当政策制定仅关注物理安全而忽视家园的多维本质时，保护性干预可能异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暴力。DREAMVille村的参与式机制和保有权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害，而Ver Dominic村的仓促进程则加剧了社会分裂。
更重要的是，研究揭示了“家园谋杀”的时间维度：灾难响应的紧迫性常常成为忽视社区参与的借口，效率优先的逻辑压制了对家园复杂性的考量。这种时间压力下的决策机制，使得看似善意的政策可能产生深远的负面后果。
这项发表于《Habitat International》的研究最终强调，识别家园的多维本质及其毁灭风险，对于构建真正公正、有意义的未来至关重要。在气候危机时代，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全面的适应策略，在应对脆弱性的同时，守护人类家园的完整性与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