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y Strategy Reviews》：Renewable energy sector and energy transition in G-10 countries: Role of price, quantity and outcome based monetary policy
编辑推荐：
本研究系统探讨了价格型（利率）、数量型（货币供应）及结果型（金融发展）货币政策对G10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发电及能源转型的差异化影响。通过构建3×3分析框架，综合运用FMOLS、DCCE、分位数回归及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等方法，发现数量型政策对可再生能源部署促进作用显著，而价格型政策在紧缩期抑制绿色投资，结果型政策因碳锁定效应呈现消极影响。研究为央行设计绿色货币政策工具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
在全球能源系统向低碳化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的核心支柱。然而，可再生能源项目具有资本密集、投资回收期长、技术风险高等特点，其发展高度依赖融资环境与宏观经济政策。尤其货币政策作为调控经济周期的重要工具，通过影响资本成本、流动性条件和金融体系稳定性，深刻塑造着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演进轨迹。尽管德国、英国等G10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已达30%-40%），但各国货币政策框架与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的互动机制尚未得到系统剖析。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政策工具或局部效果，缺乏对多维度政策传导机制的综合评估，难以揭示不同货币政策范式对可再生能源消费、发电及整体能源转型的差异化影响。
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政策类型-能源维度”3×3分析矩阵，首次将货币政策划分为价格型（以长期利率为代表）、数量型（以广义货币供应量为代理变量）和结果型（以金融发展指数衡量）三类，同时从可再生能源消费、发电和能源转型三个层面评估政策效果。研究选取1990-2022年G10国家面板数据，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分析长期均衡关系，结合动态共同相关效应估计量控制截面异质性，进一步通过分位数回归捕捉政策效应的不对称性，并利用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追踪政策冲击的动态传播路径。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构建三类货币政策与可再生能源指标的计量模型，控制研发投入、环境政策严格性、经济不确定性等变量；2）使用Pesaran截面依赖检验和Westerlund协整检验验证数据平稳性与长期关系；3）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政策传导的动态特征；4）基于分位数回归揭示不同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下的政策响应差异。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价格型货币政策（以长期利率为代理变量）对可再生能源发展总体呈抑制效应。长期利率每上升1%，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发电分别显著下降0.14%和0.15%。这种负向关系在分位数回归中表现为“中间高、两端低”的特征，说明当可再生能源市场处于中等渗透水平时，投资对融资成本变化最为敏感。值得注意的是，能源转型指数对利率变动的响应较弱且方向不稳定，反映价格型工具更直接影响短期投资决策而非长期结构转型。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的方差分解进一步证实，利率冲击对可再生能源波动的解释力不足10%，暗示单一利率工具在推动能源系统变革方面存在局限性。
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促进作用
与价格型工具相反，数量型货币政策展现出明确的绿色促进特性。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可带动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发电分别提升0.61%。脉冲响应函数显示该效应具有持久性，尤其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较高的分位点（如75%以上）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货币扩张通过降低绿色项目融资约束、改善银行信贷渠道，有效缓解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流动性瓶颈。不过，数量型政策对能源转型指数的促进作用存在时滞，需在政策实施后3-5个周期才显著显现，说明其更擅长解决短期融资障碍而非驱动系统性变革。
结果型政策的悖论效应
以金融发展为代表的结果型货币政策呈现出与理论预设相悖的结果。金融发展指数每提高1单位，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发电分别下降0.76%，凸显出“碳锁定”效应的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G10国家金融体系与传统能源资产的高度关联性导致资金流向路径依赖，即便在金融深化过程中，绿色项目仍面临资源配置歧视。动态面板回归显示，这种负向关系在制度质量较低的经济体中更为突出，印证了“结构惯性”对政策效果的制约。不过，金融发展对能源转型指数的影响在长期呈弱正相关，暗示完善的金融市场可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间接支持转型进程。
控制变量的调节作用
环境政策严格性是最稳定的促进因素，其系数在所有模型中显著为正。研发投入虽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但对消费的影响受经济不确定性调节。气候脆弱性普遍抑制可再生能源部署，但有趣的是，高脆弱性国家在长期更易触发政策响应，推动能源转型指数上升。经济增速与监管质量的作用具有阈值效应，当超过特定水平后，其对可再生能源的边际贡献递减。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多维实证检验揭示：G10国家货币政策的“绿色属性”具有显著异质性，数量型工具在支持可再生能源规模扩张方面最具潜力，而价格型工具需避免过度紧缩以免抑制绿色投资。结果型政策则警示，若不能破解金融体系的碳锁定，金融发展反而可能延缓能源转型。政策制定者应构建“三位一体”的协同框架：通过定向再贷款工具强化数量型政策的绿色导向，将气候风险纳入利率决策考量，并推动金融监管改革以消除碳资产偏好。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货币政策与财政工具的协同机制，以及新兴经济体差异化情境下的政策适用性。
论文发表于《Energy Strategy Reviews》，为央行创新绿色货币政策框架提供了关键经验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