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因其广泛的分布、高检测率(Blair, 1996)以及对环境变化的强烈敏感性(Shirley and Smith, 2005),被广泛认为是城市生态状况的理想指标(Murgui, 2007)。它们多样的形态、生理和行为特征为理解生态功能和评估生态系统健康提供了多维视角(Villéger et al., 2008)。因此,鸟类多样性已成为评估生物多样性状况和指导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保护的关键指标。
关于城市鸟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基础生态学研究,探讨鸟类群落的空间-时间分布模式(Zhai et al., 2024)及其对绿地、建成环境和水体等不同城市生境的响应(Kontsiotis et al., 2019);(2)研究城市压力因素(如噪音(Liordos et al., 2021)、交通污染(Kang et al., 2015)、人工光(Cabrera-Cruz et al., 2018)、道路网络(Amaya-Espinel et al., 2019)、热岛效应(Cai et al., 2023; K. Yang et al., 2025b)和建筑密度(Loss et al., 2014)如何作为生态过滤器(Morelli et al., 2021),从而影响物种存在、行为模式和生态群落的整体组成(Filloy et al., 2019);(3)探索城市设计和规划如何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Paemelaere et al., 2023; Suárez-Castro et al., 2022; Zhang et al., 2024)和生态网络恢复(Xu et al., 2024)来提高栖息地质量和连通性。
在城市中的众多环境压力因素中,空气污染已成为对鸟类最具普遍性但研究最少的威胁之一。PM2.5、NO2、SO2和O3等污染物不仅通过改变植被结构和食物资源(Oropeza-Sánchez et al., 2024)影响生态系统,还通过直接影响鸟类的生理机能(包括呼吸系统损伤、免疫抑制、行为紊乱和繁殖成功率降低(Grunst et al., 2023)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鸟类多样性对污染梯度的响应是非线性的(Seress and Liker, 2015),并与景观配置有很强的交互作用(Burkett et al., 2005)。然而,现有研究通常将空气污染物作为更广泛生态分析中的辅助变量,或仅关注众多污染物中的一个,导致得出的结论过于笼统,无法确定哪些污染物最重要、影响最强烈,以及什么阈值会引发显著的生态响应。
同时,诸如保护区(Cai et al., 2024)、生态红线(J. Zhang et al., 2025)、栖息地适宜性(例如针对单一或多种物种)(Wang et al., 2024)和生态敏感性(例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重要性,如水资源保护、碳储存和土壤保持)(Wang et al., 2023; Yang et al., 2024)或MaxEnt–InVEST评估等保护框架,为识别生态来源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H. Yang et al., 2025)。然而,这些工具的有效性受到生物多样性监测不足、数据覆盖不完整以及缺乏以污染物为导向的评估指标的限制。
这些空白提出了关键问题:(1)对人类有害的污染物是否同样影响鸟类?(2)这些影响的强度如何?(3)哪些污染物具有优先影响,应针对哪些区域采取缓解措施?这些问题尚未得到系统性的解答。为应对这些挑战,本研究将焦点放在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工业化最强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以污染为中心的鸟类多样性数据驱动评估。利用深度学习算法,我们基于观鸟站的数据重建了高分辨率(1公里×1公里)的鸟类多样性空间分布图。随后,采用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方法量化空气污染物的非线性和空间异质性影响。最后,通过应用基于GridSHAP的聚类分析,我们识别出不同的管理区域并制定了针对性的治理策略。
我们关于多种污染物非线性和异质性耦合效应的研究发现,不仅挑战了传统上针对单一污染物的线性管理范式,还为构建“空间明确的生态风险评估框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 (1)利用深度学习从稀疏监测数据构建高分辨率的鸟类多样性地图;
- (2)识别污染物对鸟类多样性的特定阈值及其空间异质性影响;
- (3)提出将空气质量管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直接联系起来的分区化缓解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