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I动态变化对肺癌风险的影响：基于380万人的全国性队列研究揭示性别、吸烟和绝经状态的效应修饰作用

《Cancer Science》：Effect Modification by Cofactors in the Impact of Body Mass Index Change on the Risk of Lung Cancer

本文基于韩国国民健康数据库，对380万成年人进行为期7年的随访，探讨了体重指数（BMI）变化轨迹与肺癌风险的关联。研究发现，持续性肥胖（BMI 25.0–29.9 kg/m2，aHR 0.93；BMI ≥30.0 kg/m2，aHR 0.80）及从正常体重向肥胖过渡（aHR 0.79）可显著降低肺癌风险，而持续性低体重（aHR 1.24）及体重下降则增加风险，且上述关联在男性及吸烟者中更为显著。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性别、吸烟状态、年龄及绝经状态对BMI-肺癌关系的效应修饰作用，为肺癌风险分层提供了新依据。

　　

研究背景与目的

肺癌是全球发病率第二高且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尽管已有研究表明较高的基线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与较低的肺癌风险相关，但关于BMI动态变化对肺癌风险的影响仍不明确，且尚未有研究系统探讨年龄、绝经状态等因素的潜在修饰作用。本研究旨在利用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 System, NHISS）的大规模队列数据，分析BMI变化轨迹与肺癌发病风险的关系，并评估性别、年龄、吸烟状态及绝经状态在其中扮演的效应修饰角色。

研究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在2010年和2014年均完成国民健康检查（National General Health Examination, NGHE）且无癌症史的参与者，共计3,822,171名。BMI根据亚太标准分为五类：低体重（<18.5 kg/m²）、正常体重（18.5–22.9 kg/m²）、超重（23.0–24.9 kg/m²）、肥胖I级（25.0–29.9 kg/m²）和肥胖II级（≥30.0 kg/m²）。通过组合两个时间点的BMI值，共生成25种BMI变化模式。研究采用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计算调整后的风险比（adjusted Hazard Ratio, aH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以持续性正常BMI作为参照。为减少反向因果的干扰，研究设置了三种分析模型：模型I排除基线后12个月内确诊的癌症患者，模型II排除24个月内确诊者，模型III（主要分析模型）排除在第二次BMI测量前确诊的癌症患者。

主要结果

中位随访期内，共累积41,592,301人年，新发肺癌病例43,704例。多变量调整分析显示，与持续性正常体重相比，持续性肥胖I级（aHR 0.93, 95% CI 0.89–0.97）、肥胖II级（aHR 0.80, 95% CI 0.72–0.90）以及从正常体重向肥胖I级的转变（aHR 0.79, 95% CI 0.63–0.99）均与肺癌风险降低显著相关。相反，持续性低体重（aHR 1.24, 95% CI 1.14–1.35）及从正常体重向低体重的转变（aHR 1.27, 95% CI 1.17–1.39）则显著增加肺癌风险，且这种风险升高在男性中尤为突出。

效应修饰分析

分层分析揭示，BMI变化与肺癌风险的关联强度受到性别和吸烟状态的显著修饰。在男性及曾有吸烟史者中，肥胖及体重增加的保护性作用更强，而低体重及体重下降的危险性也更明显。例如，在吸烟者中，持续性低体重使肺癌风险增加35%（aHR 1.35, 95% CI 1.23–1.49），而在非吸烟者中未观察到显著关联。年龄和绝经状态也表现出修饰效应：在60岁以下人群中，从低体重转变为正常体重可降低风险（aHR 0.80, 95% CI 0.66–0.97），而在60岁及以上人群中同一转变却增加风险（aHR 1.22, 95% CI 1.09–1.37）。在绝经前女性中，体重增加及持续性肥胖II级具有保护作用，而绝经后女性中，仅持续性肥胖与风险降低相关。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在大规模亚洲人群中系统证实，BMI的动态变化是肺癌风险的重要预测指标，且该关联受到性别、吸烟、年龄及绝经状态的显著修饰。肥胖及适度体重增加可能通过代谢及炎症调节机制发挥保护作用，而低体重及非意愿性体重下降可能是潜在疾病或生理功能下降的标志，尤其在吸烟男性中值得高度警惕。研究成果强调，在肺癌预防策略中需综合考虑个体的体重变化轨迹及其关键人口学和行为特征，而非简单提倡体重增减。未来研究应致力于阐明BMI影响肺癌风险的具体生物学通路，并探索其在精准预防中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