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Perceptions of national parks among adjacent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Kubah national park using best-worst sc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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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保护区扩张与当地社区生计的冲突，采用最佳-最差尺度法调查了马来西亚砂拉越库巴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居民对公园效益与关切的感知。研究发现，居民最重视公园的生物多样性（动植物多样性）和淡水供给等生态系统服务，而最担忧资源获取限制和野生动物损害。潜在类别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居民偏好的异质性。该研究为协调保护目标与社区福祉的公园管理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全球呼吁扩大保护区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背景下，一个核心矛盾日益凸显：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往往与当地社区，特别是那些世代居住于此的土著社区的生计产生冲突。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公园法规通常会限制社区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并改变对其生计至关重要的传统实践。例如，在砂拉越，Tering和Berawan社区就因拟建的Tutoh Apoh国家公园可能导致其祖传土地和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墓地丧失而提出抗议。尽管历史上的保护努力常常排斥土著的声音，但人们对公园-人群关系的理解正在不断演变，越来越认识到土著居民并非天生反对保护，而是倡导那些承认并尊重其知识、实践和权利的方法。研究表明，当当地社区参与决策过程时，保护区的保护成果通常会得到改善。然而，实现保护目标与社区福祉之间的平衡，需要深刻理解这些社区对保护区的看法，特别是与之相关的效益和关切。
位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库巴国家公园，为理解公园-人群关系动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案例。该公园距离州首府古晋约20公里，地理上易于到达，使其成为当地游客的热门目的地，从而加强了公园管理与附近社区之间的互动。根据砂拉越林业公司的数据，2023年该公园吸引了14,611名游客，其中本地游客占大多数（11,813人）。此外，库巴国家公园以其生态旅游、完善的设施和频繁的旅游活动而闻名，并且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是98种棕榈树种以及丰富动植物群的家园。尽管公园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旅游的贡献已得到充分认识，但其对周边社区的影响尚不明确。此前的研究虽然探讨了当地社区的感知效益和关切，但尚未对这些方面进行完整的排序。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研究人员对居住在库巴国家公园附近的社区进行了一项调查，旨在全面排序他们对公园存在的感知效益和关切。研究采用了对象案例最佳-最差尺度法。BWS是一种偏好引导方法，通过要求受访者从一组备选方案中选择最重要（最佳）和最不重要（最差）的项目来测量属性的相对重要性。与传统方法相比，BWS能提供更丰富的偏好数据。本研究的具体目标是：排名库巴社区感知的库巴国家公园效益；排名库巴社区感知的库巴国家公园关切；识别影响这些排名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研究发现，在感知效益方面，动植物多样性被排名为公园最重要的效益，其次是淡水供给和生态旅游。这表明当地居民高度认可公园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及其经济潜力。而在感知关切方面，资源获取限制和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被确定为最重要的关切，这反映了保护区管理对当地生计造成的实际限制以及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现实挑战。通过潜在类别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受访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偏好异质性，可大致分为两类群体。一类居民（约占45.6%）更关注公园的生态功能，如水土保持等；而另一类居民（约占54.4%）则更看重公园通过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家庭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被发现是影响居民属于哪一类群体的预测因素。
这项研究为了解当地社区对保护区的看法提供了新颖的定量方法，强调了在制定保护策略时考虑当地社区观点的重要性，这对于保护区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上。
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主要应用了几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是最佳-最差尺度法 这一偏好引导方法，用于量化社区居民对公园各项属性（13项效益，11项关切）的相对重要性排序。研究采用了平衡不完全区组设计来构建选择集。数据分析则结合了计数法（计算每个属性被选为“最佳”和“最差”的频次及净得分）和建模法（使用条件Logit模型 来估计各属性的效用值）。为了捕捉居民偏好的差异性，研究还采用了潜在类别模型 将受访者划分为具有不同偏好特征的亚组，并分析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如家庭规模、教育水平等）对类别归属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对库巴国家公园周边七个村庄共286名居民进行的访谈式问卷调查。
4.1. 感知到的国家公园效益
通过BWS计数法和条件Logit模型分析，研究发现库巴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居民对公园各项效益的感知存在清晰的优先级。动植物多样性 被认为是公园带来的最重要效益，其BW得分最高。这表明社区居民高度认可公园在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核心生态价值。紧随其后的是淡水供给 和生态旅游，表明居民同样重视公园提供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带来的经济机会。其他如动植物栖息地、水土流失控制与土壤生产力 等调节服务也被认为是重要的效益。相比之下，与木材采伐相关的效益排名最低，反映出社区居民认识到公园内伐木是非法的，因而不将其视为一项主要效益。此外，与精神宗教场所 和圣地 相关的文化服务排名也相对靠后，表明社区并未将库巴国家公园视为具有重要宗教或神圣意义的地方。潜在类别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居民偏好的异质性，可将受访者分为两个类别。类别1 的居民（占45.6%）更看重公园的生态功能，如水土保持和淡水供给。类别2 的居民（占54.4%）则更重视公园的经济贡献，特别是生态旅游和休闲场所。家庭月收入对类别归属有显著影响，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可能属于看重生态功能的类别1，这符合环境社会学中的“富裕假说”。
4.2. 感知到的与国家公园相关的关切
关于居民对公园的关切，研究结果同样显示出了明确的排序。资源获取限制 被列为最紧迫的关切，其次是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这突显了保护区管理对当地居民传统资源利用方式的限制以及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带来的现实问题。与管理当局的冲突 和对生计需求的影响 也是居民较为关切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所担忧的野生动物（如鳄鱼）威胁实际上源于公园边界之外的河流，这表明社区将公园及其周边环境视为一个整体风险源，管理策略需要考虑这种跨界的关切。相比之下，因限制狩猎、捕鱼、薪柴采集 等造成的经济机会损失 排名相对靠后，并非大多数居民最优先的关切。这可能与当地居民生计方式的转变（更多受雇于政府机构或私营公司）有关。然而，对资源获取限制的高度关切，又与过去公园允许每年采集榴莲后因动物走私问题而完全禁止的具体政策变化相关，反映了居民对资源使用权被剥夺的挫折感。潜在类别分析再次证实了关切的异质性。类别1 的居民最关切与当局的冲突 和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类别2 的居民则最关切资源获取限制 和野生动物损害。家庭规模和受教育水平是显著的预测因子，家庭规模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受访者更可能属于类别1，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家庭负担更重，对与当局冲突可能带来的风险更为规避。
5.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BWS方法，系统评估了库巴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对公园效益与关切的感知排序。核心发现是，社区居民最看重公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淡水供给等生态系统服务，同时也最担忧资源获取受限和野生动物损害。这一发现揭示了保护区管理需要面对的核心权衡：如何在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同时，有效应对并缓解对当地社区生计的负面影响。
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首先，社区居民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高度认可为保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公园管理应加强关于公园生态效益的沟通。其次，必须认真解决资源获取限制和野生动物损害等首要关切，这需要通过参与式规划、让社区参与公园管理以及实施有效的人兽冲突缓解策略来实现。特别是对于源于公园外的威胁（如鳄鱼），管理应超越公园边界，与专业机构合作进行监测和管理，并让社区居民参与，以增强信任。此外，基于潜在类别分析识别的不同偏好群体，管理策略需要更具针对性。对于看重生态价值的群体，可侧重于生态监测和环境教育；对于看重经济收益的群体，则应拓展与生态旅游相关的生计机会。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未对效益和关切进行经济价值评估，数据为横截面数据，以及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等。未来的研究可以纳入经济估值方法，进行长期追踪，并采用更复杂的实验设计来优化研究。
尽管存在局限，本研究首次将BWS方法应用于马来西亚国家公园的社区感知研究，为理解当地社区的优先关切提供了新颖的定量见解。研究结果表明，识别并排序当地社区的偏好对于设计有效的、具有社会包容性的保护策略至关重要，这最终将有助于实现保护目标与社区福祉之间的平衡，确保保护区的长期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