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logical Research》:Decrease in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After the Immigration of Asian Black Bears t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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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双酶切限制性位点关联DNA测序(ddRADseq)技术,首次对日本亚洲黑熊(Ursus thibetanus)开展大规模种群基因组学研究,揭示其7个地理种群的分化格局、三次历史种群衰退事件(分别对应大陆迁入、末次盛冰期栖息地破碎化及人类活动影响),并发现核基因组数据存在跨线粒体DNA谱系的雄性偏向基因流现象,为濒危物种保护策略制定提供了关键进化生物学依据。
3.1 测序产出与SNP概况
通过双酶切限制性位点关联DNA测序(ddRADseq)技术对85个日本亚洲黑熊肌肉组织样本进行基因组测序,经过严格质控后保留83个个体数据。最终获得5684个常染色体SNP位点用于后续分析,平均每个样本获得约806万条双端测序读数。
3.2 遗传结构解析
基于STRUCTURE的贝叶斯聚类分析显示最优遗传簇数量为7(K=7),对应Kitakami山脉(KIT)、Ouu山脉(OUU)、南阿尔卑斯(SAL)、北陆(HOK)、东西近畿(ENK)、纪伊半岛(KII)和西中国(WCH)七个地理种群。主坐标分析(PCoA)进一步证实边缘种群(KIT、OUU、WCH)与中央种群间的明显分化。种群间遗传分化指数(FST)显示最低值出现在HOK与SAL之间(0.047),最高值出现在地理距离最远的KIT与WCH之间(0.316)。个体杂合度分析表明中央种群(如SAL杂合度达0.319)显著高于边缘隔离种群(KIT最低为0.184),呈现"中心-边缘"遗传多样性梯度模式。
3.3 有效种群规模动态演化
通过Stairway Plot v2.1估算的历史有效种群规模(Ne)变化显示所有种群均经历三次显著衰退:首次衰退始于80-30万年前,可能对应黑熊从大陆迁入日本事件;第二次衰退发生在15-7万年前,与末次冰期栖息地收缩相关;第三次衰退出现于5-1.8万年前,可能与人类扩张活动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除KII种群外,其余种群在第三次衰退后均未出现恢复迹象,特别是样本量较大的KIT、OUU和WCH种群显示Ne持续下降至2000-3000年前。
4.1 日本黑熊种群历史重建
与全基因组测序(WGS)研究相比,本研究虽未检测到种群扩张信号,但成功捕获到三次关键衰退事件。首次衰退时间与大陆种群40万年前的扩张期后移入日本岛屿的假设相符;第二次衰退与末次冰期针叶林替代阔叶林导致的栖息地丧失相关;第三次衰退与人类抵达日本群岛(约3.8万年前)及后续人口增长时段重叠。尽管受SNP数量限制,Ne估算精度有限,但多个种群呈现的一致性趋势支持这些历史事件的真实性。
4.2 种群结构与基因流模式
核基因组与线粒体DNA(mtDNA)分析结果的差异揭示了性别偏向扩散现象。虽然mtDNA显示三大谱系(以琵琶湖为界)间存在强烈母系遗传分化,但核基因组数据表明HOK种群与相邻的SAL、ENK、KII种群间存在显著基因流(FST均<0.15)。这种跨mtDNA谱系的基因流很可能由雄性个体长距离扩散(平均17.4±3.5km)所维持,与野外观察到的雄性偏向扩散行为一致。景观遗传学分析进一步证实,农业区和居民点对基因流产生25倍阻力,导致隔离种群(如KIT、WCH)出现杂合度降低和遗传分化加剧。
4.3 保护遗传学启示
本研究首次基于基因组尺度揭示日本黑熊种群历史动态,为濒危物种保护提供关键科学依据。中央连续分布区(如SAL)作为遗传多样性热点区域,应优先划定生态走廊;边缘隔离种群(如KIT、WCH)需采取针对性救助措施。未来研究应纳入四国岛等濒危种群,并结合WGS技术提升历史动态重建精度,为制定长期保护策略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