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ld Abuse & Neglect》：Gender inequality and adolescent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69 countries and its effect modification by corporal punishment prohibiting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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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青少年欺凌受害率存在显著跨国差异的公共卫生问题，探讨了国家层面性别不平等（GII）与欺凌受害的关联及体罚禁令的调节作用。通过对PISA 2018中69个国家433,836名15岁学生的多水平回归分析发现，GII每增加1个标准差，受害得分增加0.52分（95%CI: 0.32-0.73），且该关联在男生中更强。近期（≤10年）全面体罚禁令可显著减弱GII与受害的关联，尤其对男生效果明显。研究提示减少社会性别不平等和推广体罚全面禁令是防控欺凌的重要策略。
在全球范围内，约有30%的青少年每月至少经历一次欺凌受害，但不同国家的流行率差异巨大——从韩国的9%到菲律宾的65%。这种显著的跨国差异提示，除了个体因素外，国家层面的结构性因素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往研究多关注经济指标的影响，而社会性别不平等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健康决定因素与青少年欺凌受害的关系却鲜有探讨。同时，国家法律框架如体罚禁令是否能够调节这种关联，也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科学问题。
为此，Mariko Hosozawa等研究人员在《Child Abuse & Neglect》上发表了一项涵盖69个中高收入国家的大型研究，试图揭示国家层面性别不平等与青少年欺凌受害的关系，并探讨体罚禁令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团队基于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的数据，纳入了433,836名15岁学生（50.6%为女性），采用多水平回归分析方法，控制了国家和个体层面的经济因素及学生对性别平等的认知水平。
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使用PISA 2018的跨国代表性横断面调查数据；通过六项自报受害经历构建受害总分（Cronbach's α为0.74-0.92）；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衡量国家性别不平等；依据End Corporal Punishment数据将体罚禁令状态分为无/部分禁止、全面禁止≤10年、全面禁止>10年三类；使用三水平线性回归模型（学生-学校-国家）进行分析，并采用BRR权重调整复杂抽样设计。
3. 结果
3.1. 性别不平等与欺凌受害的基本关联
研究发现，国家层面性别不平等与青少年欺凌受害存在显著正相关。GII每增加1个标准差，受害总分增加0.52分（95%CI: 0.32-0.73），解释了国家层面方差的35.6%。这意味着在性别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青少年经历欺凌的频率更高。
3.2. 性别差异的调节作用
这种关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对男生的影响更强（GII与性别的交互项b = -0.23；95%CI: -0.32至-0.14）。如图1B所示，在GII较高的国家，男生的受害得分增长幅度明显大于女生。
3.3. 体罚禁令的调节效应
体罚禁令状态显著调节了GII与受害的关联。与无或部分禁令的国家相比，近期（≤10年）实施全面禁令的国家中，GII与受害的关联显著减弱（b = -0.43；95%CI: -0.75至-0.10）。然而，在禁令实施超过10年的国家中，未观察到这种减弱效应。
3.4. 三重交互效应
进一步分析发现，体罚禁令的调节作用因性别而异。如图2所示，近期全面禁令对GII-受害关联的减弱效应在男生中更为明显。这一发现在调整了国家和个体层面协变量及国家反欺凌政策后仍然稳健。
4.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在全球尺度上揭示了国家层面性别不平等与青少年欺凌受害的关联，并发现体罚禁令对这一关联具有调节作用。性别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往往支持限制性性别规范，鼓励攻击性行为并阻碍求助行为，特别是在男孩中，这可能解释了欺凌受害的性别差异模式。
体罚禁令的调节作用呈现时间动态特征：近期禁令（≤10年）的显著保护效应可能反映了法律改革初期对社会规范的积极影响，而长期禁令（>10年）效应的减弱则提示需要配套措施来维持法律干预的持续效果。这可能与早期采纳者效应、政策扩散动机差异以及社会文化对法律改革的响应演变有关。
研究结果对公共政策具有重要启示：通过社会性别平等促进和体罚全面禁令的推广，可能是减少青少年欺凌受害的有效策略。特别是将性别平等教育纳入反欺凌项目，可能产生协同预防效果。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减少青少年暴力受害，还能促进其健康发展和阻断攻击性行为的代际传递。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缺乏低收入国家样本、自我报告偏差可能导致保守估计等。未来需要采用准实验设计进一步验证这些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