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三代创伤足迹：母亲童年受虐记录首次揭示子女急诊自伤风险飙升2.7倍

《Child Abuse & Neglect》：Associations between maternal child maltreatment predict their child's health service use? Results from the I-CALM study

为厘清童年虐待（CM）是否“隔代”推高医疗负担，团队利用澳大利亚I-CALM队列，发现母亲有政府备案CM史者，其子女因自伤/自杀赴急诊的概率增至2.69倍，住院风险增至3.47倍，提示围产期创伤筛查与精准干预可阻断 adversity cycle，减少可预防的急诊涌入。

　　

研究背景：当“童年的伤”在急诊室重逢
“孩子突然划破手臂被送急诊”——类似场景每天都在全球急诊室上演。既往研究已证实，童年虐待（Child Maltreatment, CM）会显著增加受害者成年后自伤、精神障碍与躯体疾病风险，但一个更隐蔽的问题悬而未决：母亲自己当年受过的伤，是否会在子女身上以“医疗急救”的形式重新浮现？若真如此，儿科与公共卫生体系便不能再只盯着“眼前受伤的孩子”，而需把镜头拉远到上一代的童年遭遇。然而，过去证据多基于母亲自报CM，易受回忆偏差与社会赞许性影响，也缺乏与官方备案记录关联的客观健康服务数据。更关键的是，针对“幼儿至青春期”这一行为与情绪问题高发窗口，尚无以政府 statutory 记录为金标准、系统评估母亲CM对子女急诊/住院轨迹影响的大规模队列研究。正是这一空白，让来自澳大利亚的I-CALM（Intergenerational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Lifetime Morbidity）团队决定“追索三代创伤足迹”，用链接行政大数据的方式回答：当CM从“个人悲剧”升级为“代际循环”，医院系统会承受怎样的冲击？

研究设计与关键技术
研究者依托布里斯班1981–1983年建立的MUSP（Mater-University Study of Pregnancy）出生队列，将其与昆士兰州儿童保护署2000年提供的“ notified/substantiated CM ”记录、2008–2024年全州围产期数据库，以及同期急诊（ED）与住院（Queensland Hospital Admitted Patient Data Collection）记录匿名链接，构建出覆盖“外婆–母亲–子女”三代的I-CALM数据集。纳入最终分析的1 696名母亲共分娩3 296名子女，中位年龄12岁。研究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与负二项回归（负二项用于过度离散的计数资料），在校正子女年龄、性别、母亲社会经济地位、婚姻状况及城乡分布后，量化母亲CM与子女健康服务利用的关联，并以cluster-robust sandwich估计量处理同一母亲多胎聚类问题。

主要结果

1. 急诊自伤/自杀风险显著升高
   • 母亲有“ notified CM ”者，子女出现ED deliberate self-harm（蓄意自伤，含自杀未遂）的风险增至2.69倍（aOR=2.69；95%CI 1.39–5.20）；如为“ substantiated CM ”，风险为2.57倍（aOR=2.57；95%CI 1.15–5.75）。
   • 计数分析进一步显示，notified CM组子女自伤ED次数是未暴露组的2.04倍（aIRR=2.04；95%CI 1.01–4.13）。
2. 住院自伤/自杀风险同步飙升
   • 无论是 notified 还是 substantiated CM，均使子女因自伤住院的概率提高3倍以上（aOR=3.27与3.47），提示急诊科之外，住院部亦成为“创伤回弹”的重要战场。
3. 外部损伤住院增加
   • 母亲CM与子女因“ external injury ”住院显著相关， notified CM组aOR=1.45，substantiated CM组aOR=1.64；但ED层面的外部损伤未见显著差异，提示受伤严重程度或照护途径差异可能驱动住院筛选。
4. 总体急诊次数上升
   • substantiated CM组子女任意原因ED就诊概率提高87%（aOR=1.87），就诊次数增加29%（aIRR=1.29），显示母亲童年创伤史可作为预测子女高频急救利用的早期指标。

结论与讨论
这项研究首次以政府官方CM记录为暴露变量、以客观行政健康数据为结局，证实母亲童年受虐与子女自伤及外伤相关的急诊/住院风险呈“跨代放大”效应。其意义可从四方面解读：
（1）理论层面，结果支持“ victim-to-victim ”与“ caregiver stress model ”双重路径——即使母亲未成为施虐者，其自身童年创伤仍可通过养育压力、HPA轴慢性高激活、胎盘-胎儿编程等生物行为机制，使子女情绪调节脆弱化，进而滑向自伤与高危行为。
（2）临床层面，研究提示在产科、儿科及精神心理科推行“ trauma-informed care ”：对孕产期女性系统筛查CM史，并纳入持续的家庭支持与情绪调节训练，可在子代出现自伤危机前十年即启动预防。
（3）公共卫生层面，据昆士兰数据推算，每百名有 substantiated CM 的母亲即可额外产生约2–3例自伤住院；若放大至全国， preventable health service burden 的经济代价将以千万澳元计。
（4）方法学层面，作者强调未来需整合 self-reported 与 agency-reported CM，厘清不同暴露测量下的风险梯度，并进一步区分意外伤害与蓄意自伤的编码细节，以排除潜在混杂。

总之，这篇发表于《Child Abuse & Neglect》的论文用跨越四十年的链接大数据告诉世人：童年虐待的“回声”不仅留在受害者体内，更会准时在子女的急诊病历上“打卡”。唯有把围产期视为阻断代际创伤的黄金窗口，才能让下一代的伤口不再重复上一代的旧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