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rgonomics》：Sustainable work environments and gendered perceptions of risk factors, musculoskeletal discomfort, and quality of work life: A pilot validation of a theore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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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MSDs）风险因素及其对工作生活质量（QWL）影响的性别差异问题，通过一项在巴西东北部进行的试点研究，验证了一个整合了生物力学、心理社会和组织风险因素的理论模型。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对116名男性和304名女性工人进行性别分层分析，发现女性工人承受了更广泛的工效学和心理社会风险负担，且肌肉骨骼不适对女性QWL的负面影响显著。结果表明，可持续的工作场所政策必须纳入性别平等视角，以促进职业健康公平。该研究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了初步证据，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体面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议程中，设计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工作环境已成为核心原则。然而，现实往往骨感，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作场所的现代化转型并未惠及所有劳动者。在巴西东北部，许多中小型企业仍沿用着福特制或泰勒制的工作组织方式，以手工作业为主、低自动化、高工作节奏以及不良的工效学和心理社会条件并存。这种环境成为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WMSDs）滋生的温床，严重影响着劳动者的健康与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 Life, QWL）。
尽管前人研究已构建了整合生物力学、心理社会和组织风险因素与WMSDs及其对QWL影响的理论模型，但一个关键维度常常被忽视：基于生物性别的差异分析。男性和女性即使从事相似岗位，其工作体验、生理反应及健康结局也可能存在显著不同。女性往往更易暴露于重复性工效学因素和较高的心理社会负荷，而男性则更多面临重物搬运等体力要求。这些差异源于生物因素（如肌肉组成、身体生物力学）和社会决定因素（如职业隔离、更重的家庭责任）的复杂交织。不厘清这些性别特异性的风险路径，旨在提升工作场所可持续性和健康公平的干预措施就如同隔靴搔痒。
为此，本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试点研究，旨在验证Silva等人（2024）提出的理论模型，并首次通过性别分层分析，深入探索风险因素和结局的性别差异。研究团队深入巴西阿拉戈斯州和巴伊亚州的半干旱地区，涵盖了教育、医疗、商业和制造业等多个经济部门的420名劳动者（男性116人，女性304人）。研究采用经过验证的问卷收集数据，并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这一对复杂模型和小样本数据具有良好稳健性的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核心在于揭示风险路径的性别不对称性。分析结果证实，所有对男性显著的假设路径对女性也同样显著，但反之则不成立。这种不对称性部分反映了女性子样本量更大带来的统计效力优势，但更关键的是，它揭示了女性工人暴露于更广泛的工效学和心理社会风险因素之中。女性不仅经历了影响男性的所有风险因素，还额外承受着性别特定的因素，特别是体力工作要求对感知压力以及肌肉骨骼不适对生活质量的独特影响。
研究发现凸显了女性劳动者所承担的不成比例的负担。例如，不良的上肢姿势仅对女性工人显示出显著影响，既会增加其体力工作需求的感知，也会直接导致肌肉骨骼症状。此外，肌肉骨骼不适对QWL的负面影响仅在女性群体中达到统计学显著性。这表明，女性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更易受到工作环境负面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也发现，虽然有利的心理社会条件（如工作满意度、社会支持）对男女工人缓解WMSDs症状和提升QWL都有保护作用，但其作用强度和路径存在差异。例如，心理社会压力缓解因子对男性工人预防WMSDs显示出更强的保护作用，而在提升QWL方面，其对女性的益处略大。组织因素方面，单调工作对男性员工的压力缓冲效应削弱更为明显，而团队合作激励不足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则更大。
为了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运用了几项关键技术方法。数据收集依赖于在工作场所现场实施的结构化且经过验证的问卷。样本量通过有限总体公式计算确定，确保了统计推论的可靠性。数据分析的核心是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该方法适用于处理具有潜在变量的复杂理论模型，且对数据正态分布要求不高，特别适合本研究的样本量和探索性目的。测量模型通过了信度（复合信度CR > 0.70）和效度（平均变异数抽取量AVE > 0.50）检验，并确保了判别效度。结构模型评估了调整后的决定系数（R2）、效应大小（f2）和方差膨胀因子（VIF），并通过5000次重复抽样的Bootstrap法检验了路径的显著性。所有分析均控制了年龄、体重指数（BMI）、职业类别和体育活动频率等人口统计学和背景变量。
3.1. 测量模型
研究首先对测量模型进行了验证，确保其可靠性和有效性。通过剔除因子载荷（β）低于0.500的题项，最终模型的所有构念其复合信度（CR）值在0.701至0.950之间，平均变异数抽取量（AVE）值在0.501至0.725之间，均达到可接受标准，表明模型具有强大的信度和收敛效度。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低于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该部分还明确了用于推导压力和工作生活质量（QWL）测量的二阶构念。
3.2. 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的分析揭示了不同性别之间的关键路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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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力学因素：研究发现，长时间站立工作（H6）和过度负荷搬运（H5）会显著增加男女工人对体力工作需求的感知。然而，不良上肢姿势（H4）仅对女性工人有显著影响，会同时增加其体力需求感知和直接导致肌肉骨骼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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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工作需求与心理社会压力：高体力工作需求（H9）与男女工人的肌肉骨骼症状显著相关，并且介导了其他生物力学因素的影响。同时，体力需求与感知压力水平（H10）显著相关，并对QWL（H11）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女性中，体力需求对压力的影响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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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因素与压力：在紧张时限下工作（H14）对压力水平的影响在两组中均不显著。低团队合作激励（H15）和单调工作（H16）则会显著增加压力水平，其中低团队合作激励对女性的负面影响更强，而单调工作对男性压力缓冲的削弱作用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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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社会压力与不适：有利的心理社会条件（表征为较低的压力水平，H12）对缓解肌肉骨骼症状有显著作用，且对男性的保护作用更强。压力水平也与QWL（H13）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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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不适与QWL：最终的假设（H17）表明，全身性的肌肉骨骼不适会显著降低QWL，但这一效应仅在女性工人中被观察到。
研究的讨论部分深刻阐释了这些发现的深层含义。理论上，它强调了在工效学模型中纳入性别视角的必要性，挑战了将风险维度孤立看待的传统模型。实践上，研究指出，仅关注物理设计的干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提升工作生活质量（QWL）和预防WMSDs需要综合施策，包括投资于 fostering emotional support, recognition,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的心理社会环境，推行促进任务多样性和协作的工作设计，以及针对不同性别采取差异化干预杠杆（例如，为男性减少重复性任务，为女性强化合作性社会氛围）。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该研究将工效学公平纳入职场健康范畴，论证了解决性别化的健康差异对于构建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劳动体系至关重要，这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特别是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目标5（性别平等）和目标8（体面工作）高度契合。
研究者也坦诚地指出了本试点研究的局限性。样本存在显著的性别不平衡（女性304人，男性116人），且仅限于巴西东北部两个州，这限制了结果的普适性，并可能影响男性组统计检验的效力。问卷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倚。研究仅按生物性别分层，未考虑社会文化性别角色、性别认同或其他交叉性因素（如种族、护理责任）的影响。此外，一些潜在的混杂变量（如产次、工龄、年龄差异）未被测量。
综上所述，这项试点研究成功验证了一个进行性别分层分析的理论模型的可行性，并揭示了工效学风险路径中存在重要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女性劳动者承受着更广泛的负担。研究结果强烈呼吁，在职业健康研究和实践中应采用性别敏感的视角。构建真正可持续的工作环境，必须致力于识别并缓解这些根植于生物和社会结构的、导致健康不平等的因素，通过制定融合性别平等的工效学政策和干预措施，最终实现为所有劳动者促进健康、公平和生产力的目标。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大、更平衡的样本，纵向设计，并纳入交叉性视角，以进一步验证和深化这些初步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