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紧迫挑战(Lu等人,2024;Ramyar等人,2021;Rentschler等人,2023)。作为人口、经济活动和能源消耗的主要中心,城市负责了全球超过70%的碳排放,同时也是促进人类福祉和实施低碳转型的核心领域(Luo等人,2025;Reyes-Riveros等人,2021)。城市的独特地位——表现为资源使用的集中、集聚经济以及通常更强的环境治理能力——使其成为协调气候行动与发展目标的核心力量。在全球碳中和的愿景下,实现碳减排与福利提升之间的协同作用已成为高质量城市发展的关键基准。
中国为研究这一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背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和最广泛的城市系统所在地,中国的城市在过去二十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Shen等人,2018;Yao等人,2018)。然而,这种进步历史上与能源密集型产业结构、高碳强度和明显的区域差异相伴而生(Chen等人,2023;Chen等人,2019;Li等人,2023;Wang,2023)。因此,中国城市在“碳达峰和中和”战略下的转型效果不仅对国家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大影响。系统评估中国城市在碳约束下将资源投入转化为福利成果的效率,对于理解这一转型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经验至关重要。
关于碳绩效的学术讨论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早期研究主要采用单一因素视角,简单地将碳生产力定义为GDP与碳排放的比率(Ali等人,2023;Awosusi等人,2023;Hailemariam等人,2020;Wu等人,2024)。尽管这种方法直观易懂,但它未能捕捉到可持续发展的多维性质。后续研究应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构建了多因素投入产出系统,但大多数研究仍局限于经济增长与排放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福利和生态效益(Chen等人,2019;Lu和Zhang,2025;Luo等人,2025;Xiao和Xiao,2021;Zhang等人,2024)。
碳福利绩效(CWP)的概念应运而生,以弥补这一不足。CWP基于Daly的可持续发展原则,通过衡量每单位碳排放产生人类福祉(例如,通过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的效率,扩展了评估框架(Li等人,2022;Liu等人,2020;Mota等人,2010;Wang和Zhang,2021)。从“碳生产力”到“碳福利”的概念转变标志着一个重要的理论进步,使绩效评估更紧密地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在生态边界内提升人类福利。在中国背景下,相关研究开始纳入福利指标,或使用包含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的DEA模型来评估预期寿命或教育水平(Wang和Zhang,2021;Zhang等人,2025)。然而,系统回顾显示,中国城市层面的CWP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CWP的理论发展和概念区分不够明确,其创新地位尚不明确。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仍存在三个关键的研究空白,本研究旨在解决这些问题:(1)规模和时间限制:大多数分析集中在国家或省级层面,缺乏长期的城市层面评估和比较;(2)方法论过度简化:传统模型将生产过程视为单一阶段的“黑箱”,忽略了从资源投入到经济产出再到福利结果的顺序转化过程,从而掩盖了效率损失的来源;(3)空间和异质性分析不足:对CWP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和空间依赖性的系统研究仍然缺乏,限制了有针对性治理策略的制定。
为填补这些空白,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评估中国城市CWP的时空动态。我们的工作主要有三个贡献:
(1) 理论贡献:我们通过系统地将福利纳入碳绩效评估,丰富了可持续性评估框架,并从理论上证明了将CWP分为绿色生产效率(GPE)和福利转化效率(WTE)的两阶段分解的合理性。这阐明了“生产-福利”二分法如何补充和扩展传统的“经济-环境”二元框架,提供了对城市发展结构平衡(或不平衡)的更细致的理解。
(2) 方法论创新:我们开发并应用了一个包含不良输出的两阶段Super-NSBM模型,有效打开了城市发展的“黑箱”。该模型不仅更有效地区分了高效的决策单元,还识别了生产和福利转化阶段的效率瓶颈,从而能够更精确地诊断城市效率低下的模式。
(3) 经验丰富:利用284个中国城市(2000-2023年)的长期面板数据,我们提供了超越传统宏观尺度研究的细致的城市层面分析。通过结合Super-NSBM建模、Dagum基尼分解、空间自相关性和冗余分析,我们揭示了复杂的跨区域重叠机制,并揭示了多样的城市效率低下类型,为差异化政策制定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2节概述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包括两阶段Super-NSBM模型和指标系统。第3节展示了CWP的时空动态、区域差异和效率低下的实证结果。第4节讨论了这些发现与现有文献的关系,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5节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