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in and Behavior》：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er Attachment and Problematic Use of Smart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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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12,099名中国青少年数据，发现同伴依恋（PA）不仅直接负向预测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US），还通过情绪调节困难（DERS）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PUS（β = -0.110, 95% CI [-0.116, -0.104]）。多组分析表明，情绪调节对PUS的路径在女性、低龄（≤18岁）及高中生群体中更强。研究提示，针对情绪调节能力的干预可能有效缓解青少年PUS，且需结合性别、年龄和学校类型制定差异化策略。
摘要背景
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US）在青少年中日益普遍，已有研究指出同伴关系与情绪调节能力可能是其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旨在探讨情绪调节困难是否在同伴依恋与PUS之间起中介作用，并分析这一路径在性别、年龄和学校类型中的差异。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分层整群抽样招募12,099名中国青少年（平均年龄18.93岁，58%为女性）。使用智能手机应用成瘾量表（SABAS）、同伴依恋量表（PA）和简版情绪调节困难量表（B-DERS）进行评估。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以潜在变量DERS为中介的路径，并控制人口学变量。多组SEM进一步分析性别、年龄（≤18岁 vs >18岁）和学校类型（高中 vs 大学）的调节作用。
主要结果
同伴依恋显著负向预测情绪调节困难（β = -0.296, p < 0.001）和PUS（β = -0.144, p < 0.001），而情绪调节困难正向预测PUS（β = 0.372, p < 0.001）。中介效应显著（β = -0.110, 95% CI [-0.116, -0.104]），表明为部分中介。多组分析发现，情绪调节困难对PUS的影响在女性中更强；低龄青少年中同伴依恋对情绪调节的影响更显著；学校类型同时调节路径系数和PUS的直接效应。然而，所有亚组中中介路径均显著。
讨论与结论
情绪调节困难是同伴依恋与青少年PUS关联中的重要心理机制。不同性别、年龄和学校背景下的路径强度差异提示需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例如针对女性加强情绪调节训练，为低龄青少年构建支持性同伴关系，并依据学校环境特点调整干预方案。未来研究应通过纵向设计验证因果关系，并整合社会规范与个体心理因素以全面提升干预效果。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依赖自评量表可能存在偏差；样本仅来自中国青少年，结论外推需谨慎。建议未来采用多时段追踪数据和客观使用指标深化机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