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Acting for biodiversity in a food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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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食品系统作为生物多样性丧失主要驱动因素却缺乏价值链层面行动理解的现状，以芬兰食品价值链为案例，通过访谈37家企业，识别出161项生物多样性行动并归纳为20类。研究发现，企业行动可分为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土地利用相关行动（土地共享、土壤改良）和间接影响的组织功能行动（供应链管理、销售营销、公司战略）。仅初级生产环节中旨在与自然共享土地及改善土壤的行动具有直接积极影响；而土地节约策略虽常见，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研究呼吁企业超越战略承诺，切实支持对生物多样性有益的土地利用实践。
在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而这其中，食品生产被认为是导致这一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驱动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因素已相对明晰，但食品价值链上的企业在缓解这一趋势中所扮演的角色，却仍然是一个未被充分探索的领域。面对这一知识空白，一项聚焦于芬兰国家食品价值链的创新研究应运而生，其成果已发表于知名期刊《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该研究摒弃了泛泛而谈的承诺，转而深入企业内部，旨在揭示企业正在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应对生物多样性挑战，以及这些行动究竟如何产生实效。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研究团队采用了定性的扎根理论研究设计，对活跃在芬兰食品价值链上的37家公司进行了深入访谈，这些公司涵盖了从初级生产、加工、贸易零售到食品服务的各个环节，规模也从微型企业到大型跨国集团不等。研究人员不仅倾听企业代表的讲述，还辅之以分析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和官方网站，共识别出高达161项具体的生物多样性行动，并将其精炼为20个核心类别。
研究发现，企业的生物多样性行动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两大阵营：一类是直接作用于土地的实践，另一类则是在组织内部功能中开展的间接努力。直接行动是那些在田间地头直接与自然互动的举措，其效果立竿见影。这类行动又可分为两种思路：一是“土地共享”，即在不放弃生产的前提下，在农田中为野生动植物留出空间，例如采用有机农业、再生农业、农林复合经营、管理传统乡村生物栖息地和半自然草地以及放牧等方式，让农业生产与自然和谐共存；二是改善土壤和生长条件，例如通过提升土壤健康、减少化学品使用来为土壤中的庞大生物群落（据估计占地球生物多样性的25%）创造更宜居的环境。研究表明，只有发生在初级生产环节，并且旨在与自然共享土地、改善土壤的行动，才对生物多样性有着直接且积极的贡献。
相比之下，“土地节约”策略——即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减少对土地的总需求，从而将更多土地“节省”出来用于保护自然——虽然被价值链上的参与者频繁提及，但其背后的因果机制却颇为模糊。关键在于，节省下来的土地是否真的能被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不是转而用于其他形式的密集型开发，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保障机制，而研究发现在企业的当前行动中，这一机制往往是缺失的。因此，土地节约策略被视为一种间接行动，其最终效果取决于后续的保育政策。
另一大类行动发生在企业的组织功能层面，包括供应链管理（如制定采购标准、与合同生产商协议、开展试点活动分享最佳实践、扶持本地生产者）、销售与市场营销（如增加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产品供应、让可持续选择更便捷、教育消费者），以及公司层面的战略部署（如制定生物多样性战略、进行生物多样性报告与测量、开展员工教育培训）。这些行动本身不直接改变自然环境，而是通过影响人（如农民、供应商、消费者）的决策和行为，间接地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涟漪效应。然而，研究也警示，若这些间接行动缺乏配套的激励和保障措施，可能会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产业链最前端的农民，甚至沦为“漂绿”的工具。
研究人员在分析中运用了“数据结构法”，将纷繁复杂的行动数据归纳提炼，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他们特别指出，企业对生物多样性行动的采纳程度差异显著，有些企业是积极的先行者，而有些则仍是旁观者。行动大多集中在初级生产和供应链管理环节。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多样性行动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具体情境的细致落实和企业的内在动力，这远非一项可以“打勾了事”的任务，而需要持续的投入和学习。
在研究技术方法上，作者们主要依赖于对37家芬兰食品价值链公司的半结构化访谈作为核心数据源，并辅以对这些公司的公开报告和网站信息的分析。通过扎根理论方法进行迭代编码和分析，构建了关于企业生物多样性行动类型和模式的实证基础。
研究结果部分详细阐述了各类生物多样性行动的具体表现。在土地利用相关行动中，“土地共享”类行动包括有机与再生农业（被11家公司采用）、农林复合经营（4家公司）、传统乡村生物栖息地与半自然草地管理（3家公司）以及放牧（8家公司）。这些实践旨在将生产活动与自然保护相结合。“改善土壤和生长条件”类行动则聚焦于通过提升土壤健康（8家公司）和减少化学品使用（6家公司）来间接支持生物多样性。“土地节约”类行动，如减少毁林（7家公司）、开发植物基蛋白（3家公司）乃至探索“无农业食品”（如细胞农业，1家公司），其生物多样性效益依赖于被节约的土地能够真正用于保护，因此被视为间接行动。
在组织功能行动方面，供应链管理中的行动最为多样，包括制定采购标准（15家公司）、签订合同生产商协议（13家公司）、开展试点活动与分享最佳实践（8家公司）以及扶持本地生产者（6家公司）。销售与市场营销功能下的行动包括增加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产品供应（11家公司）、让选择更便捷（2家公司）以及教育消费者（6家公司）。公司层面行动则涉及制定战略（14家公司）、生物多样性报告（9家公司）、生物多样性测量（8家公司）和员工教育培养（4家公司）。
研究的结论部分强调，食品价值链企业在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方面可以且应当发挥关键作用。然而，当前的努力远未达到能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所需的规模和深度。许多行动仍停留在间接层面，或缺乏确保其真正生效的配套措施。论文呼吁企业界、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共同努力，将关注点从制定战略承诺转向识别和支持那些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直接、积极影响的具体土地管理实践，同时需要建立更公平的成本分担机制和更强大的政策框架，以推动食品系统向真正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方向转型。这项研究为理解企业如何在复杂的食品价值链中采取行动保护自然提供了宝贵的路线图，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