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石流是由于大量未经分选的沉积物和木质碎屑在重力作用下沿斜坡涌动而形成的(Iverson, 1997)。这类事件具有破坏性,会对社会经济造成显著影响(Fuchs et al., 2007; Thiene et al., 2017; Stancanelli and Musumeci, 2018)。
易发生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对沉积物供应的变化反应迅速(Evans et al., 2001; Haeberli et al., 2002; Hauser, 2002; Raymond et al., 2003; Frank et al., 2017),这可能加剧泥石流的规模和频率。在某些情况下,滑坡不仅将沉积物带入流域,还会直接转化为泥石流(Evans et al., 2001; Hauser, 2002; Yao et al., 2024)。更常见的是,滑坡并不会立即转化为泥石流,而是作为后续泥石流的沉积物来源。Tobler et al.(2014)记录了一次滑坡导致的突然沉积物涌入,使得泥石流的频率和规模显著增加(Frank et al., 2015)。
对于灾害管理者来说,预测滑坡后沉积物涌入对泥石流规模和频率的影响至关重要(Weinmeister, 2007)。然而,关于滑坡发生情况以及控制斜坡稳定性的物理因素的可靠数据往往难以获得。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加上自然斜坡的复杂性,通常阻碍了对沉积物侵蚀过程和泥石流规模的全面评估(Chowdhury and Flentje, 2002; Theule et al., 2012; Corominas et al., 2014)。
拦沙坝、蓄水池和堤坝等技术结构(Osti and Egashira, 2008; Piton and Recking, 2016)是防治泥石流的重要工具(Hübl and Suda, 2008)。其中,拦沙坝在减轻泥石流危害方面最为有效(Hübl and Fiebiger, 2005; D'Agostino, 2013; Piton and Recking, 2017)。此外,还采用了阶梯式水池等创新结构,通过消散水流能量来防止泥石流(Wang et al., 2012)。实践经验表明,应根据沉积物调节原则优化沟壑中技术结构的分布(Cui and Lin, 2013)。
生物工程干预措施,如活体斜坡网格和双排栅栏(Hübl and Fiebiger, 2005),结合造林也被用于泥石流防治(Zhou et al., 2023)。Mizuyama et al.(1988)指出,泥石流的移动距离取决于斜坡、树种和树间距,强调了树干对泥石流影响的能量消散作用。
在易发生严重重力侵蚀(如滑坡)的地区,将生物工程干预措施与技术结构相结合对于防治泥石流至关重要(Cui and Lin, 2013; Zhou et al., 2023)。George et al.(1996)提倡将植被与岩土工程结合以增强斜坡稳定性。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地区,实验中将木制拦沙坝与其他技术结构结合使用于高度侵蚀的流域。这种组合加上植被措施,提高了斜坡和沟壑中的沉积物拦截效果(Erktan and Rey, 2013; Rey and Burylo, 2014; Lyu et al., 2022a, Lyu et al., 2022b)。生物和岩土措施在调节峰值流量、能量消散、沉积物滞留和引导泥石流排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这些措施的协同布局和评估方法的优化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因为目前缺乏针对其防治效果的精细评估模型(Lyu et al., 2022a, Lyu et al., 2022b)。
实现生态和岩土措施的最佳配置以防治泥石流是一项复杂的跨学科挑战。这需要深入了解生态和岩土工程原理,以及对相关山区特定地质和环境条件的全面认识。本研究聚焦于一个干旱炎热山谷中的七个沟壑,该地区以频繁的滑坡、熔渣分布、拦沙坝建设和造林干预以及泥石流活动为特征。研究目标包括:(1)分析拦沙坝和造林对泥石流的防治机制;(2)评估拦沙坝后沉积物堆积对滑坡和熔渣势能的稳定作用;(3)为易发生泥石流的沟壑提出拦沙坝和造林的优化配置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