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框架如何影响气候相关行为的吸引力？缓解与适应的比较研究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Adaptation versus Mitigation: Does Goal-Framing Influence the Appeal of Climate-Relevant Behaviors?

本研究针对气候行动中缓解(mitigation)与适应(adaptation)目标框架的效应问题，通过两项在线实验(N=1,474)检验了目标框架对个体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目标框架本身对行为意愿无显著影响，但相较于无目标框架，指定气候目标会降低行为感知效能(response efficacy)，进而间接影响行为意愿。该研究为气候传播策略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相关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随着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人为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破坏日益加剧，如何促进公众采取气候行动成为行为科学家的重要课题。传统研究通常将气候变化缓解(mitigation)（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adaptation)（应对气候变化影响）视为独立的行为领域，但现实中许多行为可同时服务于双重目标。这种分野导致学界难以厘清：当同一行为被赋予不同气候目标时，公众的参与意愿是否会发生变化？目标框架是否会通过影响人们对行为效能的认知来间接左右行为决策？这些问题对设计有效的气候传播策略具有关键意义。

为探究这些议题，研究人员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发表了题为“Adaptation versus Mitigation: Does Goal-Framing Influence the Appeal of Climate-Relevant Behaviors?”的论文。研究团队开发了包含10项可比性适应与缓解行为(Comparable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CAM)的测量工具，通过两项预注册的在线实验，系统检验了目标框架（缓解vs.适应vs.无框架）对行为意愿(behavioral willingness)和感知反应效能(perceived response efficacy)的影响。

研究方法上，研究采用混合实验设计（3×2），通过专业被试平台招募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样本（总N=1,474）。核心创新在于CAM行为列表的构建：通过专家评议和因子分析筛选出既能服务缓解目标（如“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减少碳排放”）又能服务适应目标（如“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应对极端天气断电”）的等效行为。测量指标包括11点量表的行为意愿评分和5点量表的感知效能评估，并采用方差分析和多水平中介模型进行统计检验。

行为意愿的主效应分析

研究发现目标框架类型（缓解/适应）对行为意愿无显著影响（研究1：F(2,741)=1.59, p=0.204；研究2：F(2,727)=3.10, p=0.046但事后检验不显著）。然而，行为领域(private-sphere vs. public-sphere)的主效应显著，私人领域行为（如家庭节能改造）的参与意愿显著高于公共领域行为（如环保请愿）（研究1：η_p²=0.415；研究2：η_p²=0.317）。这种偏好模式在两项研究中高度一致，表明行为属性本身而非目标框架是更稳定的预测因子。

感知效能的调节作用

研究2采用逐项评估法改进了效能测量，发现目标框架显著影响感知效能（F(2,727)=18.52, p<0.001）。具体表现为：无目标框架条件下的效能评分（M=2.67）显著高于缓解框架（M=2.24）和适应框架（M=2.30）。中介模型进一步揭示，目标框架通过感知效能间接影响行为意愿（控制组vs.实验组间接效应显著），说明气候目标的明确化可能反而削弱了人们对行为效果的信心。

个体差异的调节效应

政治意识形态和房屋所有权显现出有趣的调节作用。保守主义者和房屋所有者对目标框架更敏感：他们在无框架条件下表现出更高行为意愿，而缓解/适应框架则产生抑制效应（研究2：政治意识形态交互作用η_p²=0.009；房屋所有权交互作用η_p²=0.009）。这表明对特定群体而言，隐去气候目标反而可能更有利于促进行动。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通过创新性的CAM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研究中行为属性与气候目标相混淆的局限。结果挑战了“明确气候目标必然促进行动”的假设，揭示出目标框架的复杂心理机制：当行为被明确关联到宏大的气候挑战时，可能激活个体对行动效能的怀疑，反而弱化了参与动机。这一发现为Expectancy Value Theory（期望价值理论）在环境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证据，强调行为干预需统筹考虑目标凸显与效能感知的平衡。

实践层面，研究建议气候传播应注重：1）针对不同行为领域采取差异化策略，私人领域行为更具推广潜力；2）对保守群体和特定利益相关者（如房主），可优先强调非气候共益（如经济节省）；3）在明确气候目标的同时，需配套提供行动有效性的实证依据，破解“个体行动无力感”的认知困境。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行为指标限于意愿层面，未来可拓展至实际行为测量；样本局限于美国语境，需在气候脆弱性更高的国家进行跨文化验证。此外，CAM列表虽覆盖双领域行为，但未穷尽所有气候行动类型，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行为库的生态效度。

这项研究为理解气候行为的动机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其提出的比较研究范式和方法工具将为后续行为干预研究奠定重要基础。在气候危机日益紧迫的当下，如何科学地撬动公众行动杠杆，本研究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