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外源性死亡率揭示人类内在寿命遗传率高达50%

《SCIENCE》:Heritability of intrinsic human life span is about 50% when confounding factors are addressed

【字体: 时间:2026年02月02日 来源:SCIENCE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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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人类寿命遗传率被严重低估。Shenhar等人通过分析斯堪的纳维亚双胞胎队列百年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区分外源性死亡(如事故、感染)和内在死亡(衰老相关疾病),发现校正外源性混杂因素后,寿命遗传率从传统估计的20-25%提升至约50%。该研究为衰老遗传机制研究注入强心剂,相关模型发表于《科学》杂志。

  
人类能活多久,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家几个世纪。传统研究认为,人类寿命的遗传率很低,双生子研究显示只有20%-25%,近期大规模谱系研究甚至低至6%。这种低估导致科学界对基因在衰老过程中作用的怀疑,也阻碍了通过遗传学手段探索长寿机制的步伐。然而,这些研究存在一个关键缺陷:它们没有区分外源性死亡和内在死亡。外源性死亡来自意外、感染等外部因素,而内在死亡才是真正反映生物学衰老的“内在时钟”。
为解决这一问题,Shenhar等人在《科学》杂志发表研究,通过对丹麦、瑞典和SATSA(瑞典收养/双胞胎衰老研究)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双胞胎队列的百年数据进行分析,结合数学模型,首次系统量化了外源性死亡率对寿命遗传率估计的混淆效应。研究发现,当排除外源性死亡后,人类内在寿命的遗传率高达约50%,与大多数其他复杂人类性状的遗传率相当,也与其他物种(如实验室小鼠)的寿命遗传率一致。
研究人员采用两种死亡率模型——Makeham-Gamma-Gompertz(MGG)模型和饱和清除(SR)模型,对历史队列数据进行拟合。通过模拟单卵(MZ)和双卵(DZ)双胞胎的生命历程,他们发现外源性死亡率会显著降低双胞胎寿命的相关性,从而掩盖遗传贡献。具体而言,外源性死亡增加了寿命分布的方差,同时降低了不同遗传组别之间的均值方差,导致遗传率被系统性低估。
为了验证这一发现,团队分析了SATSA队列中不同出生年代(1900-1935年)的双胞胎数据。随着20世纪外源性死亡率下降约3倍(从约0.004年?1降至0.001年?1),未校正的寿命遗传率估计值从约0.2上升至0.4,进一步支持了外源性死亡率对遗传率估计的混淆效应。此外,对美国百岁老人兄弟姐妹数据的分析也得出类似结论,表明这一发现不仅适用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群。
关键研究方法
研究基于三个历史双胞胎队列(丹麦、瑞典、SATSA)和一组美国百岁老人兄弟姐妹数据,采用数学模型(SR模型和MGG模型)拟合死亡率曲线,通过调整外源性死亡率参数(mex)和截断年龄(cutoff age),使用Falconer公式(?2 = 2(rMZ? rDZ))计算遗传率。SATSA队列还提供了死因别(癌症、心血管疾病、痴呆)遗传率分析。
外源性死亡率掩盖遗传率
通过数学建模和模拟显示,外源性死亡率会降低不同遗传组别的寿命均值方差,同时增加组内方差,从而削弱双胞胎寿命相关性。如图1C-F所示,在存在高外源性死亡率的历史队列中,MZ双胞胎寿命相关性从0.37(无外源性死亡)降至0.13。
校正外源性死亡率使遗传率升至约50%
当外源性死亡率降至零时,SR模型和MGG模型均显示寿命遗传率稳定在50%左右(图2C-D)。例如,丹麦队列(1870-1900年出生)的遗传率从0.23升至0.57,瑞典队列(1886-1925年出生)从0.35升至0.51。
SATSA研究验证低外源性死亡率下遗传率更高
SATSA队列按出生年代分层后,显示外源性死亡率与遗传率估计呈负相关(图3A-B)。此外,死因别分析发现癌症死亡遗传率约0.3,心血管疾病和痴呆在80岁时遗传率较高(约0.5-0.7),但随年龄增长下降。
截断年龄对遗传率有轻度非线性影响
在高外源性死亡率下,提高截断年龄(如从15岁升至60岁)可排除早期外源性死亡,提升遗传率估计;但在低外源性死亡率下,提高截断年龄会损失早期内在死亡信息,反而降低遗传率(图3C)。
美国百岁老人兄弟姐妹数据支持相似遗传率
对美国兄弟姐妹数据的模型拟合显示,其超额生存比(excess survival odds)与斯堪的纳维亚队列模型预测一致,校正后遗传率约50%(图3D),表明结果具有普适性。
内在寿命遗传率定义及估计值(~55%)
研究提出“内在寿命遗传率”(HIL)概念,定义为外源性死亡率为零、截断年龄为15岁时的遗传率。基于该定义,多个数据集和模型一致估计HIL为55%±1%(图3E,表1),且死亡率压缩(生存曲线矩形化)对HIL影响可忽略(约2%)。
讨论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校正外源性死亡率,将人类寿命遗传率估计提升至约55%,与大多数生理性状遗传率相当,支持了基因在衰老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剩余方差可能源于环境因素、生物随机性、非加性遗传效应等。研究为衰老遗传机制探索提供了新范式,但依赖双胞胎设计假设和模型结构,未来需结合死因数据进一步验证。总之,该发现重燃了通过遗传学手段揭示人类长寿奥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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