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量混合不均的沉积物和木质碎片在重力作用下沿斜坡奔流时,就会发生泥石流(Iverson, 1997)。这些事件具有破坏性,会对社会经济造成显著影响(Fuchs et al., 2007; Thiene et al., 2017; Stancanelli and Musumeci, 2018)。
易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对沉积物可用性的变化反应迅速(Evans et al., 2001; Haeberli et al., 2002; Hauser, 2002; Raymond et al., 2003; Frank et al., 2017),这可能会放大泥石流的规模和频率。在某些情况下,山体滑坡不仅会向流域输送沉积物,还会通过冰、雪或沉积物的裹挟直接转化为泥石流(Evans et al., 2001; Hauser, 2002; Yao et al., 2024)。更常见的情况是,山体滑坡不会立即转化为泥石流,而是成为后续泥石流的沉积物来源。Tobler et al.(2014)记录了一次山体滑坡导致的沉积物突然涌入,使泥石流的频率和规模大幅增加(Frank et al., 2015)。
对于灾害管理者来说,预测山体滑坡带来的沉积物涌入后泥石流规模和频率的变化至关重要(Weinmeister, 2007)。然而,关于山体滑坡发生情况以及控制斜坡稳定性的物理因素的可靠数据往往难以获得。这种认知局限,加上自然斜坡的复杂性,通常阻碍了对沉积物侵蚀过程和泥石流规模的全面评估(Chowdhury and Flentje, 2002; Theule et al., 2012; Corominas et al., 2014)。
拦沙坝、滞留池和堤坝等技术结构(Osti and Egashira, 2008; Piton and Recking, 2016)是预防泥石流的基本工具(Hübl and Suda, 2008)。其中,拦沙坝在缓解泥石流灾害方面最为有效(Hübl and Fiebiger, 2005; D'Agostino, 2013; Piton and Recking, 2017)。像阶梯水池这样的创新结构也被用于通过消耗水流能量来控制泥石流,使其能量不足以引发泥石流(Wang et al., 2012)。实践经验表明,应根据沉积物调节原则优化沟壑中技术结构的分布(Cui and Lin, 2013)。
生物工程干预措施,如活体斜坡网格和双排栅栏(Hübl and Fiebiger, 2005),以及造林措施,也被用于预防泥石流(Zhou et al., 2023)。Mizuyama et al.(1988)指出,泥石流的移动距离取决于斜坡坡度、树种和树木间距,强调了树干对泥石流影响的能量耗散作用。
在易发生严重重力侵蚀(如山体滑坡)的地区,将生物工程干预措施与技术结构相结合对于缓解泥石流至关重要(Cui and Lin, 2013; Zhou et al., 2023)。George et al.(1996)提倡将植被与岩土工程相结合以增强斜坡稳定性。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地区,实验中将木制拦沙坝与其他技术结构结合使用于高度侵蚀的流域。这种组合加上植被措施,提高了斜坡和沟壑中的沉积物拦截效果(Erktan and Rey, 2013; Rey and Burylo, 2014; Lyu et al., 2022a, Lyu et al., 2022b)。生物和岩土措施在调节峰值流量、能量耗散、沉积物滞留和引导泥石流排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为了优化这些措施的协同布局和评估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因为目前缺乏针对生物和岩土措施缓解功能的精细评估模型(Lyu et al., 2022a, Lyu et al., 2022b)。
实现生态和岩土措施在泥石流缓解中的最佳配置是一个复杂的跨学科挑战。这需要深入理解生态和岩土工程原理,以及对相关山区特定地质和环境条件的全面了解。本研究聚焦于一个干旱炎热山谷中的七个沟壑,该地区以频繁的山体滑坡、矿渣分布、拦沙坝建设和造林措施以及泥石流活动为特征。研究目标包括:(1)分析拦沙坝和造林对泥石流的缓解机制;(2)评估拦沙坝后沉积物堆积对山体滑坡和矿渣潜在能量的稳定作用;(3)提出适合易发生泥石流沟壑的拦沙坝和造林优化配置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