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 Data Science》：The Role of Limite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Suicide Attempt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Network Analysis Based on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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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NSSI）与自杀未遂（SA）共病机制不清的问题，采用网络分析方法对2,496名中国青少年开展横断面研究。结果发现情绪调节策略（DERS-strategies）在NSSI网络中具有最高预期影响力（EI=1.389/1.393），而人际反应指数量表中的个人痛苦维度（IRI-PD）是最关键的桥节点（BEI=0.497/0.552）。研究首次揭示"故意击打硬物"（NSSI-4）在自杀未遂组具有显著更高的网络中心性（E(Δ)=-0.384, P<0.001），为临床早期识别提供了重要靶点。
在全球范围内，青少年自杀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而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作为自杀未遂（Suicide Attempts, SA）的重要预测因子，两者构成连续的自杀行为谱系。中国青少年NSSI发生率高达27.4%，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9.5%，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学业压力、家庭动态（如农村地区父母外出务工）以及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污名化等因素，共同加剧了中国青少年的脆弱性。尽管传统诊断框架（如DSM-5和ICD-11）将NSSI和SA视为独立实体，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们存在复杂的共病关系，受情感障碍、认知因素和行为问题等多重因素影响。然而，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机制尚不明确，亟需新的研究方法来揭示其复杂相互作用。
为深入探究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在《Health Data Science》上发表了一项基于网络分析的研究，通过对江西省9,140名中学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最终纳入2,496名有NSSI史的青少年数据，比较了有自杀未遂史（NSSI-SA）和无自杀未遂史（NSSI-NoSA）两组青少年的心理症状网络特征。研究采用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正则化偏相关网络，计算节点的预期影响力（Expected Influence, EI）和桥预期影响力（Bridge Expected Influence, BEI），并通过NetworkComparisonTest包进行网络差异检验，所有分析使用R 4.3.0完成。
研究结果从多个维度揭示了NSSI与SA的复杂关系：
参与者特征分析显示，在2,496名有NSSI史的青少年中，23.03%有自杀未遂史，其中女性比例显著较高（69.60%）。NSSI-SA组在抑郁症状（PHQ-9）、人际反应能力（IRI）、手机成瘾倾向（MPATS）和情绪调节困难（DERS）等方面的得分均显著高于NSSI-NoSA组，表明有自杀未遂史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更为严重。
网络结构特征表明，NSSI-NoSA和NSSI-SA两组网络的密度相近，平均边权重均为0.024，但网络不变性检验发现两组网络存在显著差异（M=0.173, P=0.002），提示至少有一条边权重存在组间差异。然而，全局强度不变性检验显示两组节点的总体连接强度无显著差异（S=16.498 vs 16.080, P=0.136）。
节点中心性分析发现了关键的核心症状和桥节点。在两组网络中，情绪调节困难量表中的"策略受限"维度（DERS-strategies）均表现出最高的预期影响力（EI=1.389和1.393），表明情绪调节策略的缺乏在整个症状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而人际反应指数量表中的"个人痛苦"维度（IRI-PD）则是最重要的桥节点（BEI=0.497和0.552），在连接不同症状群落中发挥关键作用。
网络比较结果揭示了组间差异的特异性。中心性不变性检验发现，"故意击打墙壁、桌子等硬物"（NSSI-4）在NSSI-SA组中的中心性显著更高（E(Δ)=-0.384, P<0.001）。桥节点比较显示，"观点采择"能力（IRI-PT）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E(Δ)=-0.215, P<0.001）。边权重差异分析发现，NSSI-4与"故意用拳头、手掌或硬物击打自己"（NSSI-5）之间的连接强度在NSSI-SA组中显著更强（E(Δr)=-0.173, P<0.001），达到NSSI-NoSA组的两倍水平。
研究的讨论部分深入阐释了这些发现的临床意义。情绪调节策略的核心地位提示，针对这一维度的干预可能通过改善青少年应对负面情绪的能力，间接影响整个症状网络的动态发展。鉴于NSSI多发生于青春期，而自杀未遂和完成性自杀更多见于青春期后期和成年中期，在青春期早期进行情绪调节策略的积极干预，可能有助于预防未来的自杀风险。认知行为疗法和辩证行为疗法等心理治疗方法被证明能有效改善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是处理NSSI和SA问题的优选方法。
桥节点的分析结果强调了人际关系因素在青少年NSSI和SA中的重要作用。个人痛苦（IRI-PD）作为最强的桥节点，在NSSI-NoSA组中与情绪调节困难量表中的"目标"维度紧密相连，而在NSSI-SA组中则与手机成瘾倾向量表中的"社交安慰"维度关系密切，这反映了不同阶段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差异化表现。观点采择能力（IRI-PT）的组间差异表明，这种认知共情能力可能在防止NSSI发展为SA中发挥保护作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NSSI-4（故意击打硬物）在自杀未遂组中表现出显著更高的中心性，且与NSSI-5（击打自己）的连接强度加倍，这可能反映了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具有更高的冲动性和攻击性行为特征。这一发现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预警指标：当青少年同时表现出击打外界物体和击打自己的身体两种行为时，其自杀风险可能显著增加，需要临床工作者给予特别关注。
研究的结论部分强调，针对"情绪调节策略受限"的干预理论上具有缓解整个网络症状的潜力，能帮助青少年在复杂环境中发展更健康的应对机制。同时，"击打硬物"和"击打自己"行为的频繁共现应作为临床风险评估的重要指标，而"个人痛苦"和"自杀意念"等桥节点在临床设置中需要特别关注。这些发现为理解青少年NSSI与SA的复杂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网络视角，为预防和干预工作指明了具体靶点。
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采用网络分析方法系统比较了中国青少年NSSI伴和不伴SA的症状网络特征，揭示了情绪调节策略的核心地位以及特定自伤行为的预警价值。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偏差，且数据收集于COVID-19大流行后期，可能对结果产生特定影响。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追踪NSSI青少年的发展轨迹，并开展跨文化比较，以更全面理解这一复杂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