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关系对小学生道德共识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The influence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o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oral consensu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字体: 时间:2026年02月05日 来源: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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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师生关系对小学生道德共识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师生关系显著正向预测道德共识(c=0.48, p<0.001);社会情感技能(a1b1=0.12)和感恩倾向(a2b2=0.08)起部分中介作用;正念显著调节师生关系→社会情感技能路径(Bsimple从0.41增至0.50),但对感恩倾向路径的调节不显著。研究为道德教育实践提供了新视角。

  
引言
在全球信息流动和社会价值观演变的背景下,儿童面临道德不确定性的风险,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改变了传统道德教育环境,导致价值泛化和道德失范现象。道德共识作为社会成员对道德规范和品质的共同认可,在帮助儿童理解差异、应对复杂道德挑战中具有关键作用。根据哈贝马斯的道德共识理论,规范共识通过理性对话形成,其中与重要他人(如教师)的讨论尤为重要。
重要他人理论指出,个体与重要人物的互动关系对心理需求满足至关重要。师生关系作为影响儿童行为、信念和情感模式的基本人际关系,其质量对道德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皮安塔将师生关系划分为亲密性、冲突性和依赖性三个维度,其中亲密关系体现为开放、温暖和安全的连接,而冲突关系则表现为负面不和谐的互动。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对贵州省三所学校的3-5年级2800名学生进行集体问卷调查。最终获得2741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7.89%),其中男生1490人(54.36%),女生1251人(45.64%),平均年龄10.12岁(SD=0.84)。使用SPSS 27.0和PROCESS宏程序进行数据分析,所有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均采用Bootstrap法检验。
测量工具包括:师生关系量表(TSRS,23条目,Cronbach's α=0.92)、道德共识量表(17条目,α=0.90)、社会情感技能评估量表(31条目,α=0.88)、感恩倾向问卷(GQ-6,6条目,α=0.81)和儿童正念量表(CAMM,10条目,α=0.81)。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计分法,分数越高表示所测特质水平越高。
结果分析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显示首个因子解释率为18.76%(<40%),表明无严重偏差。相关分析发现性别、年级与主要变量显著相关,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师生关系对道德共识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c=0.48, SE=0.02, p<0.001),支持假设H1。社会情感技能的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师生关系→社会情感技能路径显著(a1=0.53, p<0.001),社会情感技能→道德共识路径显著(b1=0.23, p<0.001),间接效应值为0.12(Boot SE=0.01),支持假设H2-1。感恩倾向的中介分析同样显著(a2=0.46, b2=0.18, a2b2=0.08),支持假设H2-2。
正念的调节作用呈现差异化特征:在师生关系→社会情感技能路径中,交互项系数显著(Binteraction=0.04, p<0.05)。简单斜率分析表明,高正念水平下师生关系对社会情感技能的预测力(Bsimple=0.50, t=23.74)显著高于低正念水平(Bsimple=0.41, t=19.27),假设H3-1成立。然而在师生关系→感恩倾向路径中,交互项不显著,假设H3-2被拒绝。
讨论
师生关系对道德共识的促进作用符合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该理论指出9-15岁儿童处于道德发展的习俗水平阶段,特别注重人际和谐与规则遵守。亲密师生关系通过提供情感安全基础,促进儿童在道德情境中的敏感性发展,这与重要他人理论的观点一致。
社会情感技能的中介作用验证了多重依恋理论的观点。积极师生互动能提升学生的沟通协作、共情能力等社会情感技能,而这些技能又通过增强个体对他人的理解尊重、提高逆境中的理性坚持来促进道德共识形成。感恩倾向作为道德情绪,其产生依赖于对施惠者行为的认知归因。教师关怀行为通过激发学生的感恩心理资本,进而影响其道德决策和道德认同发展。
正念调节效应的不对称性可能源于儿童认知发展的局限性。年轻儿童对感恩和正念等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有限,同时压力脆弱性假说指出,高感知压力可能削弱正念的调节功能。神经科学研究发现,正念练习能激活与情绪调节相关的脑区(如脑岛灰质),这为社会情感技能路径的调节效应提供了生理学解释。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首次将师生关系与道德共识相联系,并整合多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但仍存在以下局限:横断面设计难以确定因果关系;未纳入亲子关系等其他重要变量;样本仅来自贵州两地,代表性有限。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扩大样本范围,并考察新媒体使用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为儿童道德发展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撑。
结论
本研究揭示师生关系通过社会情感技能和感恩倾向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小学生道德共识,且正念对社会情感技能路径具有强化型调节作用。这些发现为理解道德共识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对学校道德教育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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