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 and Energy Security》：Can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mprove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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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19-2020年中国农村调研数据，深入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家庭食物安全（Food Security）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家庭饮食健康指数（CHEI），其核心机制在于改善了膳食可及性，且对高收入家庭影响更为显著。该研究为发展中国家利用数字化工具改善农村营养状况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本研究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农村家庭食物安全的影响。食物安全是全球性挑战，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2：零饥饿）的核心。尽管全球努力不减，但气候变化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了食物不安全状况。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面临贫困、农业生产力低下和基础设施不足等结构性障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城乡之间在食物获取、膳食质量和营养健康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农村居民的膳食结构失衡问题突出。
2 实证模型
为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家庭食物安全的影响，研究构建了实证模型。考虑到数据为短而不平衡的面板，研究采用了随机效应和 Mundlak 伪固定效应估计量以控制潜在的不可观测异质性。同时，针对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如反向因果和测量误差，研究采用了工具变量法，以历史固定电话数量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工具变量。此外，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影响食物安全的两条可能机制：膳食可及性以及家庭对在线膳食与健康信息的接触。
3 数据资源与变量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两个来源。家庭食物消费数据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开展的“农业与农村经济调查”（SAVE）。数字乡村建设的测度则采用了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编制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该指数包含一个综合指标和四个分维度指标，覆盖全国1880个县。研究将二者在县域和年份层面合并，构建了包含2121个农村家庭观测值的面板数据集，样本覆盖10个省份的27个县。
3.2 变量
3.2.1 家庭食物安全
家庭食物安全通过中国健康膳食指数和膳食平衡指数进行评估。CHEI基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构建，用于评估家庭膳食结构的健康程度，分值越高表示食物安全水平越高。DBI用于评估家庭膳食的整体平衡性，包含低分界得分、高分界得分和膳食质量距三个指标，分别反映摄入不足、摄入过量以及总体膳食失衡的风险，其值越接近零表示膳食越平衡、食物安全水平越高。
3.2.2 数字乡村建设
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字技术融入农村基础设施、经济活动、治理体系和居民日常生活的综合过程。研究使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进行测度，该指数包含四个维度：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农村经济数字化、农村治理数字化和农村生活数字化。为便于解释和比较，综合指数及各分维度指数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3.2.3 机制变量
研究探讨了两条影响机制。膳食可及性用各村商店数量来衡量，反映了线下的食物获取条件。信息接触则通过“是否通过互联网获取食物营养与健康信息”来捕捉，反映了家庭对营养健康信息的主动利用。
3.2.4 控制变量
研究在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选取了控制变量。家庭层面包括户主性别、年龄、民族、教育年限、家庭儿童比例、老人比例及人均收入对数。村庄层面包括地形、是否贫困村、是否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村委会距县政府距离及交通状况。
4 结果与讨论
4.1 数字乡村建设对家庭食物安全的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显著降低了DBI_LBS（膳食不足风险），但增加了DBI_HBS（膳食过量风险），对DBI_DQD和CHEI的影响则不显著。考虑到潜在的内生性偏差，研究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表明，历史固定电话数量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正相关，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内生性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CHEI，改善了整体膳食健康。同时，它显著降低了DBI_LBS，表明膳食不足状况得到缓解；但也显著提高了DBI_HBS，意味着过度摄入的风险有所增加。其对DBI_DQD的影响仍不显著。这一模式与营养转型动态是一致的，即数字乡村建设在缓解营养不足的同时，也可能增加了过度消费的风险，提示在肯定其积极作用时，也需关注潜在的负面影响。
4.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可靠，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剔除数字乡村建设变量前后5%的极端值样本，结果与基准结论高度一致。其次，剔除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最高的浙江省和河南省样本，核心结论依然稳健。这些检验支持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4.3 异质性分析
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食物安全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就户主教育水平而言，数字乡村建设对中、高教育水平家庭的CHEI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影响不显著。在DBI_LBS和DBI_HBS上，对中、高教育水平家庭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就家庭收入而言，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高收入家庭的CHEI，降低了其DBI_LBS，但同时也提高了其DBI_HBS。对中低收入家庭，其影响主要体现在降低DBI_LBS上。这表明数字乡村建设的益处可能更倾向于资源禀赋较好的家庭。
4.4 机制分析
研究对两条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增加了村庄的商店数量，即改善了膳食可及性，这构成了其提升食物安全的重要渠道。然而，数字乡村建设对家庭利用互联网获取营养健康信息的行为没有产生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这说明在当前阶段，数字乡村建设主要通过改善实物资源的可及性来发挥作用，其在促进营养健康信息传播和利用方面的效果尚不显著，可能需要配套的政策支持。
4.5 数字乡村建设不同维度的影响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四个不同维度对家庭食物安全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村生活数字化对提升CHEI和降低DBI_LBS的作用最强，其次是农村经济数字化。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和农村治理数字化的影响则相对较弱。这表明，与居民日常生活消费、文化、教育、医疗等密切相关的数字化应用，对改善家庭膳食质量和安全的直接效应最为突出。
5 结论
本研究利用2019-2020年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和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家庭食物安全的因果效应及其机制。主要发现包括：第一，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改善农村家庭的食物安全，尤其体现在提升膳食健康水平和降低营养不足风险上，但也伴随过度摄入风险的增加。第二，这种影响存在异质性，对高收入、高教育水平家庭的作用更为明显。第三，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改善膳食可及性来实现的，而非通过增强营养信息接触。第四，在数字乡村建设的四个维度中，农村生活数字化的贡献最大。
总体而言，证据表明，推进数字乡村发展可以作为加强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家庭食物安全的一项有效政策工具。研究结果强调了在利用数字化改善农村营养时，需关注潜在的不平等效应，并采取综合措施引导形成健康的膳食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