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群落时空响应揭示捕食者过饱和与人类干扰下的复杂权衡机制

《Ecological Solutions and Evidence》：Spatio-temporal responses of a migratory shorebird community reflect complex trade-offs among overabundance of predators and disturbance

本研究发现印度喀拉拉邦Kadalundi-Vallikkunnu社区保护区（KVCR）的迁徙鸻鹬类面临人为资源补贴（anthropogenic resource subsidies）导致的捕食者过饱和现象。通过9年追踪显示，尽管沙滩栖息地存在高密度捕食者（最高达839.06只/km2）和高攻击率（最高21.53次/小时），9种鸻鹬类仍因猎物密度（277.89只/m2）和同种聚集效应而聚集取食。研究首次在中央亚洲迁飞区（Central Asian Flyway）证实非致死效应（non-lethal effects）导致摄食率下降，强调亟需通过废弃物管理控制捕食者数量，避免生态陷阱（ecological traps）对高能耗迁徙物种的长期影响。

　　

栖息地环境特征

研究区域包含泥滩、红树林和沙滩三种栖息地类型。沙滩的鸻鹬类密度（2590.98只/km²）、猎物密度（277.89只/m²）和干扰者密度（320.31只/km²）显著高于其他栖息地。红树林和沙滩的捕食者密度最高（分别为863.63和839.06只/km²），而泥滩的攻击率最高（21.53次/小时）。废弃物密度在红树林最高（78.30件/km²），主要来自周边33家屠宰场的禽类废弃物。

鸻鹬类分布影响因素

所有9种鸻鹬类（包括 Tibetan Sand Plover、Greater Sand Plover等）的密度均与同种密度和猎物密度呈正相关。其中5个物种的密度受到捕食者密度显著负向影响，特别是 Common Greenshank、Eurasian Curlew等大型物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Eurasian Curlew在泥滩的摄食率更高，但仍聚集于沙滩栖息地，表明在超高捕食压力下（全区平均攻击率19.40次/小时），鸟类更依赖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而非个体经验进行栖息地选择。

摄食率调控机制

6个物种的摄食率受到生态因子显著影响。Eurasian Curlew、Greater Sand Plover等物种的摄食率随捕食者密度上升而下降，证实非致死效应存在。与预期相反，Tibetan Sand Plover和Pacific Golden Plover的摄食率未受干扰者密度影响，可能源于对高干扰环境的行为适应。Sanderling作为群居物种，其摄食率随同类密度增加而下降，反映干扰竞争（interference competition）的特殊性。

捕食者密度驱动机制

捕食者密度在9年间从341.41只/km²上升至917.71只/km²，与废弃物密度（R²=0.359）和鸻鹬类密度显著相关。红树林区域的捕食者密度甚至超过天然猎物密度，证实人为资源补贴导致的生态级联效应（cascade effect）。

管理启示与保护展望

研究建议在鸻鹬类非繁殖期（5-8月）优先清除禽类废弃物，并通过社区协作实现长效管理。对Whimbrel和Greater Sand Plover等敏感物种的持续监测可评估管理效果。在中央亚洲迁飞区缺乏种群趋势数据的背景下，本研究为识别生态陷阱、保护迁徙关键节点提供了科学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