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Advances》：Pathways to Strong and Weak Resilience Orientation in Bioeconomy Policies
A Global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of Policy Design Spac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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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生物经济战略如何兼顾长期韧性？本研究通过对50国78份政策文件的fsQCA分析，揭示了高GDP、良治是强韧性取向的核心，但需与耕地模式、低油依赖等条件组合方能奏效；而低GDP、高油依赖和特定土地利用模式则导致弱韧性取向。结果为设计更具韧性的生物经济政策提供了关键启示。
在全球向可持续未来转型的浪潮中，生物经济（Bioeconomy）被视为一把关键钥匙。它旨在利用生物过程、资源和产品，替代化石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以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生物多样性并促进经济稳定。从农林渔业到生物基化学品、材料和能源系统，生物经济的触角广泛延伸。然而，一个核心矛盾日益凸显：尽管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生物经济战略，但这些战略的愿景却大相径庭——有的强调经济增长，有的侧重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或生物圈相容性。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在应对长期韧性（Resilience）挑战方面表现参差。韧性，即系统在承受干扰（如气候变化的长期压力或地缘政治贸易中断的短期冲击）时，能够吸收扰动、适应变化条件并维持其基本功能的能力。对于高度依赖生物过程和生态系统服务、且面临市场不成熟、融资渠道弱、投资成本高等挑战的生物经济部门而言，增强韧性本应是政策设计的应有之义。然而，先前研究发现，韧性挑战并未得到系统性关注，且很少匹配具体的政策工具。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生物经济政策展现出强烈的韧性取向，而另一些则表现出弱韧性取向？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来自柏林洪堡大学的研究团队Nicolai Goritz、Maria Proestou和Peter H. Feindt展开了一项全球范围的深入探究。
研究人员采用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这一方法。他们的分析基于一个包含50个国家78份生物经济政策文件的独特数据集，这些文件的韧性取向强度已通过“韧性评估工具”（Resilience Assessment Tool, ResAT）进行了预先评估，并生成了一个“综合韧性得分”（combined resilience score）。研究聚焦于“政策设计空间”（policy design space）的概念，即那些影响政策设计者（政府）制定和实施连贯一致政策意愿与能力的背景因素。他们从政治、经济、土地利用和环境四个维度，选取了五个关键条件进行配置分析：1. 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作为良治的代理指标；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 GDP），代表经济财富；3. 耕地占农用地比例（Arable Land share, ARA），反映土地利用灵活性；4. 石油租金占GDP比重（Oil rents, OIL），衡量对化石燃料收入的依赖；5. ND-GAIN气候变化暴露指数（Exposure, EXP），表征生态脆弱性。通过对这些条件进行校准和fsQCA分析，研究旨在找出导致生物经济政策呈现强或弱韧性取向的充分条件组合。
研究结果
强韧性取向的充分条件
分析发现了通向强韧性取向的两条主要路径，且都具有高一致性和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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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一：良治、高收入、高耕地比例与低气候暴露的组合（～CORGDPARA～EXP）。* 这条路径显示，低腐败水平（良治）、高人均GDP、高耕地比例以及相对较低的气候变化暴露，共同构成了强韧性取向的充分条件。该路径主要覆盖欧洲国家（如德国、丹麦、法国、瑞典等）以及加拿大。在这些案例中，良治和高经济收入提供了强大的政策设计意愿与能力基础。高耕地比例意味着农业生产系统更具灵活性（相对于永久性作物或草地），降低了转型的沉没成本，从而增强了应对长期挑战的意愿和能力。同时，较低的气候暴露虽然不构成强烈的“问题压力”以驱动意愿，但也没有削弱由其他因素推动的意愿，例如在欧盟雄心勃勃的长期气候政策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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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二：良治、高收入、低油依赖与高气候暴露的组合（～CORGDP～OILEXP）。* 第二条路径表明，低腐败、高人均GDP、低石油收入依赖以及高气候变化暴露，同样能导向强韧性取向。这条路径的案例主要来自富裕的环太平洋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乌拉圭。在这里，高气候暴露成为了驱动政策设计者关注韧性问题的关键“问题压力”，增强了政策设计的意愿。而较低的石油依赖则削弱了既有化石燃料利益集团可能构成的阻力，避免了其对生物经济政策构成威胁的感知，从而进一步保障了设计强韧性政策的意愿。良治和高收入则同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能力和基础治理环境。
弱韧性取向的充分条件
对于弱韧性取向，分析也识别出两条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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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一：低耕地比例、低收入、高油依赖与高腐败的组合（～ARA～GDPOILCOR）。* 这条路径显示，低耕地比例（即高永久性作物或草地比例）、低人均GDP、高石油收入依赖以及高腐败水平，共同导致了弱韧性取向。该路径覆盖了如加纳、马来西亚、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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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二：低耕地比例、低收入、高油依赖与低气候暴露的组合（～ARA～GDPOIL～EXP）。* 第二条路径与第一条类似，但将高腐败替换为低气候暴露。这意味着，在低收入、高油依赖且农业系统缺乏灵活性的国家，如果同时缺乏气候变化带来的紧迫压力，也容易产生弱韧性取向。不过，这条路径覆盖的案例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和加纳。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fsQCA方法，系统揭示了不同国家背景条件如何通过复杂组合，影响其生物经济政策中韧性取向的强弱。结论清晰而富有启示：高人均GDP和良治是促成强韧性取向的核心要素，但二者本身并不足够，必须与其他条件（如特定的土地利用模式或低油依赖）结合才能发挥充分作用。 反之，低人均GDP结合对石油收入的依赖以及特定的（缺乏灵活性的）土地利用模式，则足以解释许多弱韧性取向的案例。
具体而言，研究发现：
- 1.
经济基础与治理至关重要：高收入提供了实施长期、高投资韧性政策所需的财政资源和国家能力，而良治（低腐败）则创造了有利于长远规划、限制既得利益短视行为的制度环境。两者是强韧性取向的“基石”。
- 2.
土地利用结构塑造政策可行性：以耕地为主的农业系统因其更高的灵活性，更有利于融入强调适应和转型的韧性政策框架；而以永久性作物（如棕榈油、咖啡、可可）或牧场为主的系统，则因其高沉没成本和转型难度，可能抑制政策设计者推动深刻变革的意愿和能力。
- 3.
资源依赖构成政治经济障碍：对石油收入的严重依赖会削弱国家开发生物经济（作为化石燃料替代品）的政治意愿，并可能强化抵制变革的利益集团，从而阻碍韧性政策的整合。
- 4.
气候暴露的角色具有双重性：高气候暴露在具备良治和高收入等有利条件时，可以成为驱动韧性政策的强大“问题压力”；但在低收入、高油依赖等不利背景下，其正面效应可能被淹没，甚至因其对治理能力的消耗而产生负面影响。低气候暴露在强韧性路径中出现，说明在有利条件下，缺乏直接压力并非障碍；而在弱韧性路径中出现，则表明在不利条件下，缺乏压力会进一步削弱改革动力。
这项发表在《Environmental Advances》上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它验证并深化了“政策设计空间”框架在解释复杂政策产出中的应用，强调了多条件并发因果和“殊途同归”（equifinality）的重要性——即不同的条件组合可以导致相同的结果。方法上，它展示了fsQCA在分析中等规模样本、探索复杂因果关系方面的独特价值。
实践上，研究为政策制定者和国际社会提供了关键指引：增强生物经济政策的韧性取向不能依靠单一的药方，而需针对性地改善组合性条件。对于寻求强化政策韧性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优先改善治理质量、提升国家能力是基础。国际支持和技术援助可在此扮演重要角色。同时，需要制定专门策略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和打破相关利益锁链，并推动农业与土地利用政策改革，使其与生物经济的韧性目标相协同。总之，该研究指出，尽管通往强韧性生物经济的路径多样，但创造能够普遍增强政策设计者意愿与能力的条件，是确保生物经济长期生命力的关键。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深入典型案例，剖析具体的因果机制，并纳入更多部门特定的变量，以丰富对生物经济政策动态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