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Technologies and Sustainability》：How does ICT diffusion affect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KS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inancial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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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在沙特阿拉伯快速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扩散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复杂关系。研究聚焦于金融部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1990-2019年的数据。结果表明，金融发展（FD）和ICT（如互联网使用、固定电话）的协同效应可显著提升环境可持续性，而移动蜂窝订阅（MCS）与FD的交互则产生负面影响。该研究为沙特“2030愿景”框架下，协同推进数字化、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关键的政策洞见。
在追求经济增长与数字化转型的全球浪潮中，如何平衡发展与环境保护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沙特阿拉伯，作为重要的资源依赖型经济体，在“2030愿景”的宏大蓝图下，正大力推进经济多元化、金融体系现代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然而，这个雄心勃勃的转型过程也伴随着隐忧：数字基础设施的扩张必然消耗能源，而国家长期以来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使其在追求环境可持续性（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S）的道路上面临独特压力。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如同一把双刃剑，它既能通过智能监控、优化流程来提升能效、减少浪费，也可能因其自身的能源需求和设备更新换代而加剧环境负担。那么，在沙特的具体国情下，ICT的扩散究竟是在助力还是阻碍环境目标的实现？此外，一个常被忽视的关键因素是金融体系。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否通过引导资本投向绿色创新和清洁技术，从而“驯服”ICT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甚至放大其正面效益？现有研究对此鲜有关注，更缺乏针对沙特这类转型经济体的深入分析。为此，由Mehdi Abid、Hanane Abdelli、Zouheyr Gheraia、Mohamed Ghandri和Mona Elshaabany组成的研究团队，在《Green Technologies and Sustainability》期刊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首次在沙特阿拉伯的语境下，系统审视了ICT扩散、金融发展及其交互作用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关怀的决策依据。
为了深入探究上述问题，研究人员采用了严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他们收集了沙特阿拉伯1990年至2019年的年度数据。环境可持续性以人均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ECF）衡量，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三类ICT指标（移动蜂窝订阅MCS、固定电话订阅FTS、互联网使用人口IUI）和三类金融发展指标（国内私营部门信贷DCPS、银行存款BD、广义货币BM），并辅以人均GDP、城市化人口和可再生能源消费作为控制变量。为克服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构建了综合的ICT指数和金融发展指数。在方法论上，研究超越了传统的关注“平均效应”的模型，创新性地采用了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 QR）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捕捉在不同环境退化水平下，ICT和金融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和非对称性，从而提供更细致、全面的图景。研究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设立基准模型和包含交互项的模型，以检验金融部门对ICT-环境关系的调节作用。
4.1. 平稳性检验
为确保时间序列数据建模的可靠性，研究首先检验了所有变量的平稳性。考虑到样本期内沙特经济可能经历结构性突变，研究采用了能够捕捉断点的Zivot-Andrews检验，并辅以传统的ADF和PP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分析的前提。
4.2. 协整检验
接下来，研究应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探索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均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之间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关系。这证实了生态足迹与ICT、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人口及可再生能源消费等因素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关联，可以进行深入的长期影响分析。
4.3. 聚合层面分析：ICT、FD及其交互作用
在聚合层面，即使用综合的ICT指数和FD指数进行分析时，分位数回归结果揭示了一系列重要发现。首先，金融发展（FD）在所有分位点上都对生态足迹（ECF）显示出显著的负向影响，意味着金融体系的深化整体上有助于提升环境可持续性。其次，ICT扩散同样在所有分位点上与ECF呈负相关，表明ICT的普及在整体上对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最关键的是，ICT与FD的交互项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也显著为负。这表明金融发展与ICT扩散之间存在积极的协同效应：一个更发达的金融系统能够增强ICT应用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正面影响。换言之，金融部门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放大了ICT的技术红利。
4.4. 细分层面分析：不同指标的异质性影响
为了获得更精细的认知，研究进一步对ICT和金融发展的子指标进行了细分层面分析，结果呈现出有趣的异质性。
在金融发展方面，虽然综合FD指数表现积极，但其组成部分的影响各异：国内私营部门信贷（DCPS）与ECF呈显著负相关，有利于环境；而银行存款（BD）和广义货币（BM）则与ECF呈正相关，可能不利于环境。这暗示不同类型的金融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机制可能不同，信贷引导生产性投资（可能包括绿色投资）的效应更为突出。
在ICT方面，不同技术的影响也大相径庭：互联网使用（IUI）和固定电话订阅（FTS）均对降低ECF有显著的正面作用；然而，移动蜂窝订阅（MCS）却与ECF呈正相关，即增加了环境压力。这或许反映了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和终端设备海量增长带来的能源消耗和电子废物问题。
4.5. 细分层面的交互效应
交互效应的分析进一步深化了理解。研究发现，金融发展（FD）与互联网使用（IUI）以及FD与固定电话订阅（FTS）的交互项，均对环境可持续性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意味着金融发展能有效强化互联网和固定通信技术带来的环境效益。然而，FD与移动蜂窝订阅（MCS）的交互项却对环境可持续性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现有的金融结构和发展模式下，金融资源可能与移动技术的扩张相结合，反而加剧了其对环境的压力，例如可能资助了高能耗移动基础设施的盲目建设或促进了基于移动端的资源密集型消费模式。
4.6. 控制变量的影响
研究还分析了控制变量的作用。经济增长（GDP）在大多数分位点上与ECF正相关，符合传统的“规模效应”预期。城市化人口（POP）的影响在低分位点不显著，但在高分位点（高环境压力情境）呈正相关，表明人口集聚在环境压力大时会加剧影响。可再生能源消费（REC）在所有分位点均与ECF显著负相关，凸显了能源结构转型对于提升环境可持续性的根本性作用。
该研究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明确且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总体而言，在沙特阿拉伯的语境下，金融发展和ICT扩散在聚合层面上共同促进了环境可持续性的提升，且二者存在积极的协同效应。然而，这种关系在细分指标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具体而言，互联网和固定通信技术是环境友好的，而移动通信技术的扩散则可能对环境产生压力。金融部门通过国内信贷对私营部门的支持有利于环境，但银行存款和广义货币的增长则可能相反。尤为重要的是，金融发展能够放大互联网和固定电话的环保效益，但却会加剧移动通信技术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这些发现对沙特实现“2030愿景”中的绿色与数字化双重目标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研究建议，沙特的政策制定者应推行差异化和协同化的政策：在推动ICT普及时，应有意识地引导和支持互联网及固定宽带技术的应用，并将其与绿色金融政策紧密结合，例如通过信贷优惠引导资本投向能效提升、智慧能源管理等领域。同时，对于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需警惕其环境代价，通过制定设备能效标准、推广电子废物回收体系、并引导金融资源避免过度支持不可持续的业务模式来 mitigating 其负面影响。此外，应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使金融资源更多流向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友好型投资的渠道。本研究不仅填补了针对资源依赖型经济体在此交叉领域的研究空白，其采用的分位数回归方法也为理解环境问题的复杂非线性关系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为全球范围内类似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沙特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