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y Policy》：Beyond leaders and laggards: How incumbents navigate transformative policy 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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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转型性政策使命下高排放企业的角色分化问题，通过分析瑞典20家最大工业排放企业在“工业飞跃”与“气候飞跃”计划中的参与模式，发现企业宣称的脱碳雄心与实际参与度存在显著脱节。研究运用混合方法识别出变革前沿者、系统赋能者、适应性跟随者和边缘旁观者四类战略角色，为政策设计如何精准激励异质性企业参与深度脱碳提供了关键依据。
随着全球气候危机日益严峻，各国政府正通过设定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配套大规模资金与协调机制，加速推动工业领域深度脱碳。这类具有明确方向性、时间限定与高度协调特征的干预措施，被学术界定义为“转型性政策使命”。然而，当前研究与政策设计却普遍忽视了一个关键群体——那些对当前绝大部分排放负有责任的现有大型企业（incumbents）。这些企业通常拥有庞大的资产、成熟的技术路线与稳固的市场地位，其应对策略直接决定了政策使命的成败。那么，这些“排放大户”究竟是如何回应国家层面的净零排放目标的？它们的公开承诺是否转化为切实行动？它们在转型进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Hans Hellsmark、Johnn Andersson与Barbara Hedeler三位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瑞典——这个已立法承诺在2045年实现净零排放的北欧国家。瑞典的工业排放高度集中，前20大排放源贡献了全国约28%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检验企业行为的绝佳样本。研究团队创新性地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整合了排放统计、项目级资助数据与社会网络分析，对这批企业的排放概况、脱碳雄心、减排路径、行动范围、合作网络及其对使命导向政策工具（如“工业飞跃”和“气候飞跃”两大资助计划）的参与度进行了系统剖析。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能源政策领域权威期刊《Energy Policy》。
本研究主要运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1) 基于官方排放统计（瑞典环境保护署数据）与公开企业数据的多源数据整合；2) 对两大国家级资助计划（Industry Leap与Climate Leap）中97个获资助项目进行项目级数据分析，涉及总公共投资约59亿瑞典克朗；3) 应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包括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等指标，量化分析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位置；4) 采用无监督聚类分析（包括k-means算法与快速贪婪社区检测算法），从排放-参与对齐度、战略导向（路径与范围）、关系定位（参与度与协作度）三个维度对企业进行分组，最终构建出战略角色类型学。
4. The roles of incumbents in the decarbonisation of Swedish industry
研究发现，企业的脱碳雄心水平（如是否涵盖范围1-3排放、是否有中期目标、是否获SBTi认证）与其在政策项目中的实际参与度（以获得的公共资助额衡量）之间关联微弱。一些雄心很高的企业（如Preem、E.ON）参与有限，而一些中等雄心的企业（如LKAB）却成为核心项目参与者。基于此，研究通过聚类分析揭示了企业在使命中的三种行为模式：在排放与参与的对齐度上，企业可分为低排放低参与、低排放高参与、高排放参与度不一三类；在战略导向上，企业聚焦的减排路径（如生物燃料、CCS、电气化与氢能、BECCS、WtE-CCS、能效、循环利用）与行动范围（针对自身排放还是赋能他人）组合成七类不同逻辑；在关系定位上，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与参与度组合呈现出七类协作模式。
5. Discussion
综合以上多维分析，研究识别出 incumbent 企业在转型政策使命中扮演的四种战略角色：
- 1.
变革前沿者：如SSAB、LKAB、Heidelberg Materials等。它们 engagement 度高，致力于变革核心生产工艺（如氢能炼钢、水泥CCS），并在合作网络中处于中心或协调位置，主动引领系统重构。
- 2.
系统赋能者：如Vattenfall、Uniper。它们 engagement 度高且网络位置中心，但战略重点在于为其他参与者提供脱碳所需的关键基础设施（如氢能供应、CO2运输网络），而非直接大幅削减自身核心排放。
- 3.
适应性跟随者：如Preem、H?gan?s、Borealis等多数企业。它们参与模式零散，或 engagement 度与排放责任不匹配，或网络位置边缘，其活动多为选择性、增量型或预备性的（如生物燃料试点、CCS前期研究），尚未对核心业务进行深度转型。
- 4.
边缘旁观者：如SMA Mineral、Renova。它们在所有维度上参与度均极低，几乎游离于使命导向活动之外。
6. Conclus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研究结论强调，必须超越简单的“领导者-落后者”二元框架，认识到 incumbent 企业角色的多样性与情境依赖性。企业宣称的雄心并非行动的可靠指标，政策设计应更关注其具体参与行为。为此，政策工具需更具针对性：对前沿者，需提供规模化支持与监管便利；对赋能者，应认可其系统贡献并引导其自身转型；对跟随者，需通过风险共担与能力建设促其深化参与；对旁观者，则可能需要更强的监管信号将其纳入转型进程。成功的转型政策使命，关键在于设计能够激励异质性企业根据其角色做出实质性贡献，并促进协作基础设施发展的政策工具。
这项研究不仅为理解 incumbent 企业在深度工业脱碳中的作用提供了新颖的分析框架和丰富的实证证据，也为各国设计更精准、更有效的使命导向气候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类似的混合研究方法可应用于更多国家和行业，以进一步揭示不同情境下企业行为与政策效果的复杂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