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Niche orchestration in fragmented ecologies of intermediation: evidence from agroecological transitions in Sen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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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全球南方农业生态转型中因项目碎片化、援助依赖和跨国干预导致的中介功能失调问题，以塞内加尔为案例，创新性地提出“利基协调（niche orchestration）”这一治理机制。研究通过纵向追踪（1980–2025年）发现，本土非政府组织通过主导DyTAES倡导联盟，成功整合了分散的中介活动，构建起多尺度、周期性的协调模式，显著加速了农业生态利基的保护、培育和赋能进程。该研究为理解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对全球南方语境下的转型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在全球南方，农业食品系统向可持续模式的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气候变化危机、土地退化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都要求对食物的生产、贸易和消费方式进行深刻而紧迫的变革。在这一背景下，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作为一种将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相结合的整体性框架，被视为推动变革的重要路径。然而，尽管世界各地涌现出许多农业生态实践的先驱者——包括农民、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协会等——但这些创新大多局限于被称为“社会技术利基（socio-technical niche）”的受保护空间中。这些利基空间为新技术和实践的孵化和测试提供了缓冲，使其免受主流农业体制（regime）的市场和政策压力。一个核心困境在于：这些分散的、往往互不协调的利基倡议，如何能够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最终推动大规模的农业生态转型？特别是在非洲等全球南方地区，当地倡议常常受到外部援助、短期项目逻辑和跨国干预的深刻影响，导致中介组织（intermediaries）——如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农民组织等——数量众多但行动碎片化，形成了一种“中介生态（ecologies of intermediation）”的复杂局面。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使得宝贵的资源和经验难以整合，甚至可能相互掣肘，而非协同促进利基的发展。那么，在这样碎片化的中介生态中，如何才能实现有效的协调与合作，从而为农业生态转型注入强劲动力？针对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西非国家塞内加尔，进行了一项长达数十年的深入案例研究。
这项研究发表在环境与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期刊《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上。为了揭示碎片化中介生态中的协调机制，研究团队对塞内加尔的农业生态转型历程（1980–2025年）进行了纵向的案例研究。他们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人员深入参与了核心行动者联盟“DyTAES”（塞内加尔农业生态转型动态）的会议和活动，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其次，在2019年对20个参与农业生态推广的组织进行了访谈，用于绘制中介组织网络图，清晰展现了当时中介生态的构成与连接关系；此外，研究还系统分析了相关文件和档案资料；最后，一个关键的方法是于2024年8月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多利益相关方研讨会，汇集了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领袖、农民组织代表、消费者倡导者以及农业部官员，共同回顾和厘清了塞内加尔农业生态发展的关键阶段和转折点。这些方法相互补充，确保了研究发现的可靠性和深度。
研究结果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农业生态利基从萌芽、碎片化发展到最终通过有效协调而壮大的完整过程。
4.1. 本地阶段（1980–2014年）- 塞内加尔农业生态利基的出现
这一时期，众多由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等中介行为体主导的农业生态倡议在塞内加尔各地涌现。它们是对传统农业负面影响的回应，也是对国家干预减弱和国际上抗击荒漠化呼声的应对。本土非政府组织Enda Pronat是这一阶段的先驱之一。然而，这些倡议彼此孤立，农业生态也未被政府认可，国家农业政策仍以化学投入品为主导。
4.2. 跨地方阶段（2014–2019年）- 利基行为体之间的早期经验分享
到2010年代中期，塞内加尔的农业生态倡议已呈多样化但高度分散的状态。中介组织数量庞大，但各自为政，其行动深受不同捐助方项目逻辑的影响。尽管存在一些建立协调机制的努力，但由于组织类型多样、地理分散、对农业生态理念理解存在分歧（技术派与社会变革派）以及组织领导权竞争等原因，未能形成有效的联盟。
4.3. 跨地域阶段（2019–2022年）- 新的农业生态联盟的崛起
2019年是一个转折点。在Enda Pronat的领导和推动下，各农业生态行为体联合成立了倡导联盟DyTAES。联盟通过一项全国性的“大篷车（caravan）”巡回咨询活动，深入基层，汇集挑战、记录实践、收集政策建议，并最终形成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为联盟提供了共同的技术、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为了避免内部分歧，DyTAES策略性地采用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农业生态十要素”这一灵活性框架，而非强求统一定义。DyTAES建立了包括大会、指导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在内的治理结构，并由Enda Pronat担任秘书处，但联盟本身保持非正式、非层级化的组织形式，以避免资源竞争和权力集中。其行动围绕国家政策对话、国际参与、支持地方转型实验和提高认识四大支柱展开，并通过成员组织之间的资源（资金和人力）汇集来实施。
4.4. 全球化阶段（2022–2025年）- 联盟的结构化和政策影响力增强
在此阶段，DyTAES持续扩张和巩固。成员数量显著增加，地方分支DyTAEL（地方农业生态转型动态）从3个发展到12个。DyTAES在2022年和2025年又成功组织了两次全国性大篷车活动，进一步凝聚共识并推动政策变革。联盟的政策影响力显著提升，成功推动了有机肥料补贴政策的出台和加强，并深度参与了国家关键农业战略（如“绿色新兴塞内加尔计划”）和法律的修订。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的大篷车活动首次由DyTAES与农业部共同组织，标志着联盟从压力团体转变为政策制定的合作伙伴。
研究的讨论部分对上述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提炼和反思。作者提出并阐释了“利基协调（niche orchestration）”这一核心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治理机制，即一个核心的、资源丰富的行动者通过协调中介生态来为利基创造动力。在塞内加尔的案例中，Enda Pronat作为协调者，通过DyTAES联盟，将通常分散在多个中介机构身上的八项系统性中介功能（如网络构建、战略规划、愿景共建、资源汇集、知识资本化、国际投射、建立信誉和政策对话）有效地“捆绑”在一起。这种协调机制将利基发展从“非协调治理”转变为“协调治理”，从而显著强化了对利基的“屏蔽（shielding）”、“培育（nurturing）”和“赋能（empowering）”进程。
研究进一步用音乐类比来描绘协调的“编排”艺术：DyTAES联盟如同管弦乐团，Enda Pronat是指挥；协调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以“大篷车”等标志性事件为“时间锚点”，循环地推动着保护-培育-赋能的进程；同时，协调也是“多尺度”的，有效地连接了地方实验、国家政策对话和国际议程。然而，研究也指出了协调机制存在的风险和局限性，例如对核心协调者的过度依赖，以及随着联盟影响力扩大可能面临的被体制“收编（co-optation）”的挑战。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通过对塞内加尔农业生态转型的深入剖析，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利基协调”的概念，并详细阐述了其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如何在碎片化的全球南方发展语境中运作。它不仅丰富了可持续发展转型理论，特别是关于中介生态和利基发展的研究，也为其他地区和领域的转型实践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展示了本土行动者通过战略性协调，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的可能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和比较利基协调机制在不同国家、不同部门（如能源、健康）转型过程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