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graphy and Sustainability》：Knowledge pursuit across distance: Revealing the multipolar trend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attraction with the A-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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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传统方法难以全面量化国家教育吸引力的问题，创新性地提出A指数（Attractiveness-index），通过整合国际学生流动（ISM）的流量与距离维度，揭示了全球教育格局从美国单极主导向中美澳三极并立的多极化转变。研究发现中国吸引力在1999-2018年间增长397%，并识别出澳大利亚凭借卓越的全球影响力成为新兴教育枢纽。该指数为理解教育资源分配和制定人才战略提供了更优的方法论基础。
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本质上是一场人才争夺战。国际学生流动（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ISM）长期以来倾向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改变这一格局，使得准确量化国家教育吸引力变得愈发重要。然而，现有研究方法存在明显局限：基于物理属性的方法无法捕捉社会动态，而网络分析方法虽关注流量却忽视了距离这一关键因素。地理距离依然是知识传播的重要障碍，研究表明知识转移的距离弹性稳定在约-0.21，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并未完全解决空间摩擦问题，即所谓的"缺失的全球化谜题"。
为了突破这些方法论瓶颈，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的姚林和顾恒宇研究员在《Geography and Sustainability》上发表了一项创新研究。他们借鉴文献计量学中的H指数概念，开创性地提出了吸引力指数（A-index），旨在综合量化国家在全球教育网络中的人才吸引能力。A指数的核心优势在于将流量规模和流动距离整合为单一数值，克服了传统复杂网络方法的不足，对异常值具有稳健性，且计算直观，便于政策转化。
研究人员为开展这项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关键技术方法：首先，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中国教育部等来源，构建了1999-2018年全球国际学生起源-目的地（OD）流动矩阵；其次，基于H指数概念设计A指数算法，引入跨区域流动乘数来加权计算有效距离；第三，采用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和阈值模型分析国家特征对吸引力的影响；第四，运用社区结构分析揭示国际学生流动网络的集群特征；最后，通过敏感性分析验证A指数在不同参数配置下的稳健性。
3.1. 全球国家A指数的时空演变
通过比较1999年和2018年的全球A指数数据，研究发现国际学生吸引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1999年，西方中心主义主导国际教育，美国（A-index = 32,865）、英国（23,801）、澳大利亚（18,133）和加拿大（17,940）组成第一梯队。到2018年，形成了"美国-中国-澳大利亚"三足鼎立的新格局：美国保持领先地位（80,094，增长144%）；澳大利亚从第三位跃升至第二位（61,968，增长242%）；中国从第六位大幅上升至第三位（61,451，增长397%）。这一转变标志着全球教育网络拓扑结构从"中心-边缘"单向模式向多极化、去中心化的知识网络演变。
3.2. 回归分析：A指数的决定因素
研究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和阈值模型分析了国家特征对国际学生吸引力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均GDP、全球创新指数（GII）和ND-GAIN（气候适应能力）对国家吸引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空间滞后系数（ρ = 0.385）高度显著，表明基于经济距离的国际学生流动存在显著的集聚效应——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表现出趋同的吸引模式。阈值模型进一步揭示，不同经济规模国家的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在GDP较高的国家，治理质量（WGI）和创新能力（GII）的影响更为突出。
3.3. 国际学生流动的社区结构
对比1999年和2018年全球国际学生流动网络的空间模式和社区结构，研究发现国际教育格局发生了深刻转型。1999年呈现"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等级结构，北美和西欧作为核心枢纽。到2018年，多极化和区域化并存：美国与西欧保持核心地位但影响力减弱；亚太地区与加拿大形成密集网络；欧洲内部流动性加强；南美洲形成独立的学术圈；中东和南部非洲呈现分散化特征。社区数量从4个主要集群分裂为6个社区，表明国际学生流动网络复杂性显著增加。
3.4. A指数与加权入度中心性的比较
A指数与加权入度中心性（Cw(i)in）的关注点存在本质差异。传统基于流量的指标聚合学生流动而忽略起源地距离，而A指数通过纳入空间关系，捕捉吸引地理分散区域学生的难度和意义。典型案例是澳大利亚：在Cw(i)in中排名第4（413,170），但在A指数中排名第2（61,968），超过中国。这表明A指数能够揭示传统指标无法捕捉的"隐藏全球影响力"。验证分析显示，A指数与净学生流入量的相关系数（r = 0.7436）高于加权入度中心性（r = 0.7300），证明其具有更优的预测准确性。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强调了A指数的方法论创新和实证价值。从理论角度看，通过捕捉学生流动的规模和地理范围，A指数推进了全球知识流动理论模型的实证测量，桥接了定量网络分析和国际教育研究中的批判性框架。实证上，中国、韩国等新兴枢纽的崛起，揭示了全球教育机会的部分再平衡，挑战了学生集中在英美中心的新殖民主义模式。
敏感性分析证实，A指数在不同参数配置下保持稳健，Spearman相关系数均维持在较高水平。与净国际学生流入量的相关性分析进一步验证了A指数在评估国家吸引力方面的优越性。尽管随着国际教育市场竞争加剧，相关性系数有所下降，但A指数仍然是衡量国家吸引力的有效指标。
未来研究方向包括更全面地考虑国际学生流动网络密度的影响，以及探索整合多维距离测量方法。当前A指数主要关注流量和距离，但网络密度是评估国家吸引力的重要维度。同时，除了地理距离，未来可纳入文化和语言距离、经济距离、制度距离和政治距离等多维指标，创建更细致的教育吸引力评估体系。
这项研究不仅引入了A指数这一创新方法论，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教育吸引力的驱动机制和结构转型。A指数通过整合流量规模和加权距离，克服了传统指标的单维度限制，为理解全球教育资源不平等和流动模式提供了科学基础，为实现以人为本、符合当代地理学理念的教育规划提供了重要工具。随着国际教育格局继续演变，A指数框架将持续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助力全球人才竞争战略的优化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