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yx》：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report a consistent decline in the body mass of birds across three conti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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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全球鸟类多样性衰退的科学认知局限，创新性地整合10个原住民与当地社区的生态知识（1434位参与者，6914份报告），通过跨大陆尺度的民族鸟类学调查，结合AVONET数据库的鸟类体重数据，发现1940-2020年间当地常见鸟类的平均体重显著下降72%。研究证实了传统生态知识对生物多样性监测的补充价值，为建立多证据基（multiple evidence base）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提供了重要案例。
全球鸟类种群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衰退危机，科学界通过长期监测数据已记录到大量物种的分布区缩小和种群数量下降。然而，由于鸟类骨骼细小不易化石化的特性，许多灭绝事件可能未被科学记录，导致人类对鸟类消失程度的认知存在偏差。更令人担忧的是，体型较大的鸟类物种往往比小型物种更容易灭绝，这种选择性消失可能导致鸟类群落的组成发生系统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原住民和当地社区通过世代相传的生态知识，积累了对当地鸟类种群变化的独特认知，这些基于长期实地观察的知识成为补充科学数据的重要来源。
发表在《Oryx》上的这项研究创新性地将科学监测与传统生态知识相结合，通过跨大陆合作探索鸟类体型变化趋势。研究团队在2019-2021年间开展了全球协调调查，覆盖三大洲的10个地点，包括玻利维亚的Tsimane'领地、墨西哥的Timucuy、智利的Lonquimay等具有文化多样性和生态代表性的区域。研究人员采访了1434名成年参与者，记录了他们童年时期（约10岁时）和当前在当地最常见的三种鸟类，共获得6914份独特的鸟类报告，对应283个鸟类物种，时间跨度达80年（1940-2020年）。
为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几个关键技术方法：通过标准化问卷调查收集民族鸟类学数据，运用便利配额抽样确保性别和年龄平衡；利用AVONET数据库获取鸟类体重科学数据；采用伽马回归模型分析年代际体重变化趋势；通过多项式模型评估体重变化的非线性特征；建立广义线性混合模型验证全球时间趋势的稳健性。
研究结果
选择研究地点和样本
研究团队从本地气候变化影响指标项目的48个地点中选取了10个代表性站点，这些地点均具有相对的环境和社会文化同质性，居民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的生计活动。在每个地点随机选择3-5个村庄，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从当地人口普查中选取家庭，并通过便利配额抽样确保样本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平衡。
访谈调查
所有调查均采用当地语言面对面进行，研究人员接受了为期一周的标准化培训，确保数据收集的一致性。参与者被要求回忆他们10岁左右时当地最常见的三种鸟类以及当前最常见的三种鸟类，从而建立跨越数十年的鸟类组成变化记录。
民族分类学分类
研究人员将参与者使用的 vernacular names（ vernacular names）与科学名称进行对应，86%的民族物种（覆盖95%的鸟类报告）成功匹配到单一科学物种。对于无法确定分类学归属的民族物种（占报告总数的4.7%），为确保方法一致性而未纳入分析。
分析
研究发现从1940年代到2020年代，所有10个研究地点报告的鸟类组合的平均年代际体重显著下降。1940年代报告鸟类组合的平均体重为1580.7±344.1克，而2020年代降至535.4±19.7克，总体体重减少约66%。广义线性混合模型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趋势，显示1940年至2020年间体重下降了72%。
尽管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各站点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四个站点（玻利维亚的Tsimane'领地、墨西哥的Timucuy、马达加斯加的Vavatenina和中国的鄂尔多斯沙漠）显示出统计学显著的下降趋势，而其他站点的趋势虽不显著，但大多数在过去40年间呈现一致下降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智利的Lonquimay和蒙古的Bulgan soum显示出不同的变化模式。
当比较过去和现在最常报告的鸟类物种时，向小型物种转变的趋势更加明显。过去最常报告的10个鸟类物种中有6个体重超过1000克，而现在只有2个物种超过1000克。参与者提供的定性观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发现，如肯尼亚Turkana地区的Daasanach长者表示"所有的大鸟现在都消失了"，巴西Juruá河的当地居民指出大型鸟类如razor-billed curassow（Mitu tuberosum）因过度狩猎而减少。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归纳指出，这项跨大陆研究揭示了原住民和当地社区普遍认为当地鸟类物种体型正在变小的发展趋势。这种变化可能源于两个互不排斥的过程：一是大型鸟类物种在当地的实际灭绝，二是人与自然互动的减少导致关于大型鸟类知识的侵蚀。研究结果与科学文献中记载的鸟类形态同质化趋势和大型鸟类更容易受到威胁的结论相一致。
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证实了传统生态知识对生物多样性监测的价值，展示了不同知识系统之间对话的潜力。研究不仅加深了对全球鸟类灭绝危机的理解，还强调了建立科学家与原住民和当地社区之间伦理合作的重要性。这种基于多证据基的方法能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提供更全面、更具包容性的科学依据，同时也促进了不同知识系统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学习。
研究团队在位置性声明中强调，他们尊重不同知识系统的内在价值，不简单地将传统知识视为科学数据的补充。这种研究立场为未来开展跨文化、跨知识系统的合作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随着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整合不同知识系统将成为应对环境挑战的关键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