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fic Reports》：A 15-year registry based follow up study of site specific cancer mortality among immigra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in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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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在瑞典的2型糖尿病（T2D）移民群体，开展了一项大规模、长达15年的基于登记的随访研究。研究人员旨在探究移民与本土瑞典人在T2D相关的总体及八种特定癌症死亡率上的差异。结果揭示，第一代（G1）移民总体癌症死亡率通常低于本土居民，但肝脏和子宫内膜癌死亡率在早年抵达者中更高，且特定癌症死亡率随在瑞典居住时间延长而趋近本土水平。第二代（G2）移民中，肾脏和子宫内膜癌死亡率升高。这些发现强调了需为高危移民群体加强糖尿病与癌症的综合管理及定制化支持服务。
癌症是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T2D）患者的主要死因之一，而在欧洲，移民群体罹患T2D的风险通常高于本地出生人口。这种双重健康负担使得移民糖尿病患者的长期健康结局，特别是癌症相关的死亡率，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关于移民糖尿病患者的癌症死亡率是否与本土人群存在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受到移民代际、原籍国、抵达年龄和在居住国时间长短的影响，此前尚缺乏系统性的长期证据。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一项基于瑞典国家健康登记数据的大规模研究应运而生，旨在描绘出一幅更清晰的图景。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基于登记的开放队列随访研究。研究纳入了2006年至2021年间被诊断为T2D的478，607名年龄≥35岁的个体，其中28%为第一代（G1）移民，6%为第二代（G2）移民。整个队列被随访至2023年12月31日。研究人员运用灵活的参数生存模型（Flexible parametric survival models）来估算风险比（Hazard Ratios， HRs），并针对G1移民，进一步按抵达年龄和在瑞典的居住时间进行了分层分析。该研究论文已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
主要研究结果
G1移民的总体与特定癌症死亡率模式
研究发现，除来自北欧国家的移民外，G1移民的总体癌症死亡率普遍低于瑞典本土出生的居民。这表明，在总体上，移民背景可能并非T2D患者癌症死亡的不利因素。然而，当深入分析特定癌症时，情况变得复杂。研究观察到，G1移民在瑞典居住时间越长，其多种特定癌症（本研究关注的八种之一）的死亡率风险越趋近于本土瑞典人的水平，这提示居住环境、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可能产生了长期影响。
早发移民的肝脏与子宫内膜癌风险升高
一个值得警惕的发现是，与瑞典本土出生者相比，那些在生命早期（即较年轻年龄）抵达瑞典的G1移民，表现出更高的肝脏癌和子宫内膜癌死亡率。这表明，早年暴露于瑞典的环境、社会或生活方式因素，可能对某些特定器官的癌症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增加了这些癌症在T2D背景下的致死风险。
G2移民的肾脏与子宫内膜癌风险
研究将目光延伸至第二代移民。结果显示，G2移民的肾脏癌和子宫内膜癌死亡率有所升高。具体而言，父母为西方背景的G2移民，其肾脏癌死亡风险更高（HR = 1.63）；而父母为北欧背景的G2移民，其子宫内膜癌死亡风险升高更为明显（HR = 1.82）。这暗示了跨代健康影响的存在，即父母的原籍背景可能通过遗传、家庭环境或早期生活因素，持续影响后代移民在T2D情况下的特定癌症易感性。
新近诊断T2D者的结直肠癌与肝癌趋势
分析还发现，在更近期被诊断为T2D的个体中（无论移民背景），结直肠癌和肝癌的死亡率似乎呈现上升趋势。这或许反映了近年来T2D患者中这些癌症负担的变化，或与诊断、治疗模式的改变有关。
研究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这项大规模队列研究揭示了在瑞典的T2D移民人群中，癌症死亡率存在复杂而独特的模式。虽然G1移民总体癌症死亡率较低，但居住时间的“同化效应”、早年抵达带来的特定癌症（肝、子宫内膜癌）风险升高，以及G2移民中肾脏和子宫内膜癌死亡率的增加，都指出了需要针对性关注的高危亚群。此外，新近T2D患者中结直肠癌和肝癌死亡率上升的趋势也值得警惕。
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它们强有力地说明，对糖尿病患者的医疗照护不能“一刀切”，尤其对于移民群体，需要实施更精细化、个体化的健康管理策略。医疗系统应当加强对高危移民亚群（如早发移民、特定原籍的第二代移民）的癌症筛查和早期监测，特别是针对肝脏、子宫内膜、肾脏等已识别出风险升高的癌种。同时，研究结果呼吁整合糖尿病与癌症的防治服务，并为不同背景的移民群体设计量身定制的健康支持与教育项目，以最终减少健康不平等，改善这一庞大群体的长期生存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