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Changing Emissions and Atmospheric Chemistry: Ongoing Impacts on Air Quality and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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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述了大气化学在能源转型背景下的深刻变革,解析了排放控制(如尾气后处理技术)虽降低一次污染物(PM、NOx),却催生了二次有机气溶胶(SOA)等新型风险;同时揭示了土壤-大气界面活性氮(Nr)交换、碘驱动新粒子形成(NPF)等机制对气候反馈的放大效应,为制定“源-暴露”全链条管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Emission Controls Are Reshaping Air Pollution Chemistry and Environmental Exposure
随着尾气后处理技术(如三元催化器、颗粒捕集器)的普及,一次颗粒物(PM)和黑碳排放显著下降,但现代合规车辆仍排放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NOx,经大气氧化后生成大量二次有机气溶胶(SOA)。烟雾箱实验表明,柴油车尾气产生的SOA质量可达残留一次有机气溶胶(POA)的数倍。这种“合规但持续污染”的现象提示,仅管控一次污染物不足以阻断健康风险,未来需建立涵盖“源-大气-暴露”的全链条评估体系,重点关注替代燃料(氢能、氨能)排放的复杂化学成分及其氧化产物的毒性。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Reactive Nitrogen Exchange at the Soil-Air Interface
在人为活性氮(Nr)排放下降的背景下,土壤-大气界面的Nr交换作用凸显。除已知的氨(NH3)挥发和氧化亚氮(N2O)排放外,土壤释放的NOx和亚硝酸(HONO)成为调控大气氧化能力的关键:HONO通过光解产生活性自由基,促进臭氧和二次颗粒物生成。然而,土壤HONO排放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因其既可通过微生物途径产生,亦能经由NO2在土壤界面的非生物还原反应形成。量化农田氮肥施用对HONO排放的时空影响,是优化空气质量模型的核心挑战。
Shifting Pathways of Aerosol Production in a Cleaner, Warmer Atmosphere
空气质量的改善削弱了气溶胶的“冷却盾”效应,使新粒子形成(NPF)和二次增长机制成为气候调控的关键。研究发现,NPF不再仅依赖硫酸,而是由氨/胺类稳定剂、硝酸、碘氧酸及纯有机蒸汽共同驱动——例如,生物源挥发物氧化后形成的超低挥发性有机物可独立引发NPF。在海洋和极地地区,碘驱动的NPF因海冰消退和臭氧增加而加剧,其生成的颗粒物能快速达到云凝结核(CCN)尺寸,对区域气候产生放大效应。同时,NOx下降改变了有机过氧自由基(RO2)的化学路径,促进高氧化度低挥发性产物的生成,进而加速颗粒物增长。云内氧化过程则进一步提升了生物源SOA的产量,凸显了多相化学在气候反馈中的核心地位。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in the Atmosphere: Decades of Change and Ongoing Challenges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因环境持久性和长距离迁移特性,其大气浓度并未随管控显著下降。早期研究揭示了POPs通过“冷浓缩”“全球分馏”等机制在极地积累的规律,而近年全氟化合物(PFAS)等新兴POPs的涌现,使管控策略面临新挑战。被动采样技术的应用扩展了偏远地区监测网络,但存量化学品的缓慢释放和新兴污染物的持续输入,要求国际公约需采取更前瞻性的管控措施。
Concluding Remarks
大气化学正经历系统性转型:尾气后处理技术的成功催生了二次污染新范式,土壤Nr交换与碘驱动NPF等自然过程因人为干预减弱而放大,POPs的长期环境效应则凸显“慢变量”风险。未来研究需整合实验室测量、长期观测和多尺度模型,破解“源-暴露-气候”的耦合机制,为制定兼顾空气质量、公共卫生和气候稳定的政策提供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