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Sociology》：Towards a circular economy of plastic: exploring the vital role of everyday household dis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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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篇聚焦英国塑料废物管理的原创研究论文，本文通过三年期的跨学科项目，深入剖析了家庭在提升回收率中未被充分重视的核心角色。文章揭示了英国复杂的回收系统及其施加给消费者的负担，批判了现有循环经济（CE）政策与实践（尤其是微观家庭处置活动）之间的脱节现象，并基于社会学视角，为改善回收率、实现更循环的材料经济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一项为期三年、由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可持续塑料包装资助的跨学科项目，旨在探讨英国塑料供应链中各个环节（包括产业、政策、家庭、废物处理与回收实践）之间的关系与矛盾。研究聚焦于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地区，通过对30个家庭的深度定性访谈（试验前与试验后）以及对其两周内产生的超过5600件塑料废物的收集与分析，从社会学视角揭示了家庭日常塑料处置的微观实践与宏观循环经济政策及供应链之间存在的深刻脱节。
一、 不要责怪家庭……而要与之合作
研究有力地驳斥了“消费者不在乎回收”的普遍论调。所有参与者都表现出对“正确”回收的强烈意愿和努力。然而，他们面临着来自材料复杂性、基础设施不匹配和混乱信息的多重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家庭采取了多种超越地方市政回收规定的策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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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替代回收途径：许多家庭会将本地不回收的塑料（如罐、盒、盘和柔性塑料）储存起来，驱车数小时送往亲友所在地或超市的专门回收点，以确保其被回收而非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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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间与家庭内的协调：邻里之间会通过社交媒体（如WhatsApp群组）协调共享垃圾箱空间，以应对市政缩减一般废物垃圾桶容量带来的压力。在家庭内部，成员们会共同制定复杂的“规则”来解释令人困惑的回收要求，努力维持处置行为的一致性，尽管这种一致性可能建立在错误的理解之上。研究同时指出，这些看似积极的协调行为，有时也可能导致废弃物错投造成污染，或在极端情况下引发非法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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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困惑与焦虑：研究表明，家庭在面对种类繁多的塑料包装和相互矛盾的处理建议时，普遍感到困惑和焦虑。参与者常通过物品的触感、外观来猜测其材质（如“看起来像金属”的饼干包装），这常常导致误判。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对同一物品（如果酱罐、清洁剂瓶）是否属于可回收的“瓶子”产生分歧。
这些发现表明，家庭并非回收问题的根源，而是身处复杂系统中的积极行动者。政策应正视并利用家庭已展现出的参与意愿与创造性实践，而非简单地归咎于其行为。
二、 标准化与合理化：家庭活动如何为更简单、更便捷的回收提供信息
本研究主张，应以家庭废物处置活动的经验为基础，推动塑料供应链的标准化与合理化，并提出一个需要材料、基础设施和信息传递三方面协同整合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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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包装材料的复杂性是回收的核心障碍。许多包装由多种材料复合而成（如塑料与卡纸复合的薯片筒、塑料与金属复合的宠物食品袋），这不仅给家庭分类带来困扰，也导致下游分拣困难、污染回收流甚至损坏处理设备。文章呼吁在包装设计之初就将可回收性纳入考量，推行“为回收而设计”（Design for recycling），简化包装、减少添加剂和着色剂的使用，并尽可能使包装设计与现有回收基础设施能力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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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英国废物处理基础设施能力参差不齐，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回收收集规则和处理要求的巨大差异。例如，所有地方政府都回收塑料瓶，但只有87%回收罐、盒、盘，柔性塑料的回收点则更为有限。此外，不同地区对物品的预处理要求（如瓶盖是否取下、是否需清洗、是否压扁）也各不相同，这完全取决于其废物最终送达的处理厂的技术能力。这种碎片化的体系给家庭造成极大困惑，且长距离运输废物也增加了碳足迹。文章建议进行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投资，以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致的回收收集计划（即“更简单的回收”计划），并将其扩展到更多复杂材料类型（如柔性包装），同时发展更高效的机械回收和化学回收技术，并尽量实现废物的区域性处理以降低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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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递
家庭被来自市政当局、包装标签、社交媒体、大众媒体和口口相传的混杂信息所淹没。即便地方政府努力提供清晰指南，但其他渠道的矛盾信息（如电视节目给出不同建议）常使家庭感到无所适从。包装上“广泛可回收”或“含塑料”的标签，以及树脂识别码和回收标志（如带有数字的三角形箭头），往往加剧了困惑，导致“愿望回收”（wishcycling）——即将物品投入回收箱寄希望于它能被回收，无论其实际是否可回收。文章指出，信息传递的一致性有赖于基础设施和处理方式的一致。一旦实现，便可推行统一的包装标签指南，并通过零售商合作和大众媒体宣传活动，形成清晰、一致的信息传递体系。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聚焦英国家庭日常塑料处置的微观实践，实证与概念并重地揭示了循环经济（CE）政策与家庭实践之间的错位。研究表明，当前以技术和经济激励为中心、理想化的CE政策未能充分考虑到塑料材料的复杂性以及家庭在处置时面临的具体情境障碍。
文章主张政策应从两个关键领域加强与家庭的互动：一是深入研究并利用家庭处置实践（如家庭内外的协调、寻找替代回收途径等）来创新未来政策；二是依据家庭的经验，确定整个塑料供应链中需要合理化和标准化的政策领域，特别是在材料设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沟通方面。
研究驳斥了将家庭视为回收失败“元凶”的归责叙事。大多数家庭都渴望并努力做正确的事，但他们受限于废物产生和管理系统的复杂性。仅仅聚焦于行为改变的政策无法解决系统性问题。尽管英国近期推行或拟议的政策（如押金返还计划（DRS）、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塑料包装税和“更简单的回收”）旨在改善回收，但若不充分考虑家庭实践及可能产生的不平等（如DRS可能对无车、行动不便或无储存空间的家庭不利），则可能适得其反。本文最后强调，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层面的CE政策（如联合国塑料条约），都必须认真考量消费者的具体实践和经验，制定出能够真正对接现实、有效提升全球回收水平的法规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