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Rice farming, fishing and the Neolithic expansion into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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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稻作农民向东南亚扩张时，渔业资源在维持生计中的关键作用。研究者通过多遗址考古分析发现，尽管稻作推动了人口增长，但渔业（而非家畜）才是沿海与内陆社群得以稳定生存的核心保障，修正了以往过度强调稻作与家畜的传统观点，对理解史前人类适应策略与农业扩散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在东亚与东南亚的史前历史图景中，一个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是：稻作农业的兴起与发展，驱动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并最终促成了新石器时代农民从长江流域向南方的大规模扩张。这一过程被视为与近东地区农业向欧洲的扩散类似，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 demographic movements（人口流动）事件。传统的学术焦点往往集中于稻作栽培技术的传播、家畜（如猪、牛、狗）的驯化与引入，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复杂化。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生计组成部分——渔业，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低估。这是由于鱼骨细小脆弱，在考古发掘中难以保存和系统采集，而精细的浮选法（flotation）和过筛技术（screening）在过去并未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这些南迁的农民真的主要依赖稻米和家畜吗？在陌生的沿海红树林或内陆季风环境中，是什么确保了迁徙社群的生存与成功定居？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 Charles F.W. Higham 教授在《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上发表了综述研究，系统审视了从长江流域到东南亚多个关键考古遗址的证据，旨在重新评估水生资源，特别是鱼类，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社群生计与扩张中所扮演的真实角色。
为了系统评估渔业的重要性，研究者主要依赖于对已发表考古报告的整合分析，关键基础在于采用了 精细浮选与过筛技术（通常使用1毫米或2毫米网筛），这使得大量小型鱼骨得以被发现和鉴定。研究聚焦于两个地理区域：长江流域下游的稻作起源核心区（如井头山Jingtoushan、田螺山Tianluoshan、唯亭Weidun）和东南亚的早期农业定居点（包括沿海的曼巴Man Bac、安山An Son、拉努伊Rach Nui、考帕农迪Khok Phanom Di、农诺Nong Nor，以及内陆的班诺瓦Ban Non Wat、班隆考Ban Lum Khao）。通过对这些遗址出土的鱼类遗存进行 种属鉴定、数量统计，并将其与哺乳动物（家养与野生）遗存进行 量化对比，同时结合对 鱼类体长分布模式 的分析（用以推断季节性捕捞或可能的养殖行为），以及 人工制品（如鱼钩、鱼叉、渔网、网坠、陷阱）和 古环境指标（如贝类栖息地分析）的综合考察，构建了一幅史前生计的立体图景。
1. 稻作起源与鱼类捕捞
在长江下游的稻作起源地，证据显示渔业是早期定居者的生存基石。例如，距今约8000年前的井头山遗址，在厌氧环境中保存了丰富的鱼类遗存，来自至少13个物种，其中以鲈鱼（seabass）和黑头鲷（blackhead seabream）为主，同时发现了渔网和陷阱。哺乳动物中以鹿为主，家养猪和狗仅占一小部分。距今约6900-5900年前的田螺山遗址，通过精细过筛发现，鱼类遗存在数量上远超哺乳动物。主要鱼类为乌鳢（snakehead, Channasp.）和鲫鱼（crucian carp, Carassius carassius）。尽管该遗址存在水田，但植物遗存显示水栗子和橡子比水稻更为丰富，生计严重依赖捕鱼、猎鹿和植物采集。对鲫鱼咽齿的测量显示其体长呈单峰分布，表明是季节性（4-6月繁殖期）的集中捕捞，而非养殖。然而，在同时期的贾湖（Jiahu）遗址，鲤鱼（carp）的体长分布在后期出现了双峰分布，这被解释为 水稻田中鱼类管理或早期水产养殖（aquaculture） 开始的迹象。
2. 农业社群的南迁
随着稻作农民沿海岸线向南迁徙，他们的生计模式适应了新的海洋环境。在福建的昙石山（Tanshishan）和大帽山（Damaoshan）等遗址，虽然陶器风格显示其农民来源，但当地多岛屿、河口的地形不利于水田稻作。出土遗存中鱼类和贝类数量占绝对优势，水稻和家猪遗存很少。在大帽山，捕获的鱼类包括黄鳍鲷（yellowfin seabream）、真鲷（red seabream）和尖吻蛇鳗（daggertooth pike conger）等海鱼。这表明，迁徙者迅速转向了以海洋资源为主的生计策略。
3. 东南亚的沿海定居点
在东南亚的沿海定居点，渔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越南的曼巴遗址（约公元前1800-1500年）中，通过浮选获得的鱼骨显示，黑鲷（black sea bream）和尖吻鲈（barramundi, Lates calcarifer）是主要渔获。哺乳动物中以猪骨最多，但难以区分家养与野生。作者认为，鱼类在饮食中的重要性至少不低于陆地哺乳动物。
安山遗址（约公元前2200-1200年）位于内陆河流附近，湿筛获得了大量鱼骨，以乌鳢、黄鳝（swamp eel）和攀鲈（climbing perch, Anabas testudineus）为主。狗和猪是主要的哺乳动物，但鱼类的数量优势表明其核心地位。
更典型的例子是泰国湾的考帕农迪遗址（约公元前2300年起，持续约500年）。该遗址位于河口红树林环境，不利于稻作。其生计几乎完全依赖海洋资源：出土了166种贝类、大量鱼类（如鳗尾鲶eeltail catfish、尖吻鲈）、螃蟹（尤其是重达3.5公斤的锯缘青蟹mud crab）甚至海豚骨。鱼类种类和数量的变化精确对应着由贝类分析揭示的海平面升降所引起的环境变迁。仅在海水淡化时期，才出现了水稻种植的证据（如收割刀、粪便中的稻米）。哺乳动物遗存极其稀少。附近的农诺遗址则是一个可能季节性利用的营地，其工具属于农民文化，但生计完全来自海洋捕捞和采集，未发现任何水稻或家畜遗存。
4. 内陆定居点
在内陆地区，如泰国东北部的呵叻高原（Khorat Plateau），早期农民从事雨养旱作稻。在班诺瓦遗址，对垃圾坑的完全筛选提供了关键数据。其中一个坑出土了284条鱼的遗骸，但仅有1块鹿骨和1块猪骨；三个坑合计出土了762条鱼，主要为攀鲈和乌鳢。哺乳动物中，许多牛骨和水牛骨属于野生动物。这说明，在内陆环境下，捕捞鱼类和猎鹿远比饲养家畜更为重要。墓葬随葬品的统计也支持这一结论：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早期，随葬鱼骨的数量普遍远超猪骨。直到公元3-4世纪，气候干旱化促使人们修建环壕水库和灌溉稻田，才为长江流域那种稻鱼共养模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但此时随葬习俗已因佛教等因素改变。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系统整合证据，得出了几个颠覆传统认知的结论。首先，渔业资源，而非家畜，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及南迁至东南亚的农民得以生存和成功定居的关键性、经常是主导性的食物来源。无论是在长江源地的水网地带，还是在东南亚的沿海红树林、河口或内陆河流湖泊，鱼类（以及贝类、甲壳类）提供了可靠且丰沛的蛋白质。像尖吻鲈这样的大型鱼类可重达60公斤，其营养价值远超一头鹿或家猪。其次，稻作农业在迁徙过程中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虽然水稻栽培技术的掌握是人口增长和迁徙的动力之一，但许多早期移民，特别是沿海路线者，很快适应并主要依赖当地丰富的水生资源，甚至在数百年间完全放弃了稻作（如考帕农迪）。他们的“新石器时代”身份更多体现在陶器、石器等物质文化上，而非纯粹的生计经济。第三，从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稻鱼共养（rice-fish co-farming）系统并未随着初始迁徙传入东南亚。东南亚的早期农民主要依赖自然水体的捕捞。直到铁器时代晚期，因应对气候干旱而发展出灌溉系统后，稻鱼共生农业才具备了技术基础。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纠正了史前东南亚研究中对生计经济的长期偏见，将水生资源提升到其应有的核心地位。它揭示了人类适应策略的灵活性：迁徙群体并非僵化地坚持原居地的生产方式，而是积极利用新环境的生态位，确保了族群的延续与繁荣。同时，研究也凸显了精细考古采样技术（浮选、过筛）对于重建真实史前生活图景的革命性作用。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广泛地应用这些方法，并加强对鱼类遗存的种属鉴定、体长测量和季节分析，以更精确地描绘史前人类的生计策略、资源管理行为及其与环境和气候变化的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