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Enlivening the bones: The Mongolian horse before its sacri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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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蒙古马文化起源的既定认知。传统观点认为其始于青铜时代晚期与驯化马（E. caballus）的传入，但本研究通过对蒙古阿尔泰山脉（Bayan ?lgiy地区）岩画的系统分析，提出蒙古马文化的根源可追溯至更早的时期，并与野生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密切相关，而非仅与后来传入的驯化马相关。研究揭示了人类与野马关系的情感维度及其在驯化过程中的文化铺垫意义，为理解史前蒙古社会文化演变提供了新视角。
长期以来，蒙古的“马文化”及其深远影响，通常被认为与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叶）马匹驯化、骑马术和马拉战车的出现紧密相连。考古证据，如仪式性的马头葬（与khirgisuur和鹿石相关）以及大量被献祭的马匹遗骸，似乎都指向一个以驯化马（E. caballus，或称DOM2）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兴起。这种观点几乎成为定论：蒙古的马文化，是伴随着外来驯化马种的到来而诞生的。然而，这篇发表在《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上的研究论文，却对这一主流假设发起了挑战。它引导我们追问：在成为被人类驾驭、役使和祭祀的对象之前，马——特别是蒙古草原上的原生野马——在更早的人类生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它们的形象如何被观察、记录，并最终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蒙古西北部阿尔泰山脉中那些刻在巨石和基岩上的古老图画——岩画。
为了探究史前人类与马关系的情感与认知层面，弥补单纯依靠骨骼、遗传等“规范性”考古材料的不足，本文作者、俄勒冈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的Esther Jacobson-Tepfer教授，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蒙古巴彦乌列盖省（Bayan ?lgiy aimag）的世界遗产地，如Aral Tolgoi、Tsagaan Gol和Baga Oigor等地的岩画群上。这些岩画因其规模、保存状况和年代跨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而被视为无价的史前信息库。研究采用了一种间接但严谨的断代方法，该方法并非依赖直接的物理测年（因为岩画难以进行科学定年），而是通过多学科证据的综合分析来构建年代框架。具体而言，作者综合考量了地质与气候变迁（如冰川消退、植被演替）、动物群的更迭（例如鸵鸟、猛犸象、原牛、普氏野马的出现与消失）、岩画制作技术（从直接的粗砺轮廓敲击到间接控制的精细剪影琢刻）、艺术风格（从静态轮廓到动态剪影，从独立图像到叙事性场景）、以及图像中的文化标记物（如武器类型、服装、车辆等）等多个维度，将这些线索交织起来，为岩画中描绘的马和其他动物形象确立了相对可靠的年代序列。这种方法使得研究者能够追踪从晚更新世到青铜时代晚期，数千年间人类对马的描绘方式及其背后含义的演变。
研究结果
1. 阿尔泰山史前野马的识别
研究指出，在史前阿尔泰地区，最早可明确识别的马是普氏野马（E. przewalski）。尽管有观点认为驯化马DOM2在约5000年前引入时，普氏野马已在当地消失，但岩画和零星记录表明，它们可能以小种群形式持续存在至更晚时期。普氏野马在表型和行为上与驯化马（E. caballus）有显著差异，前者更为粗壮，头部较大，颈部粗厚，鬃毛直立，身体呈管状，腿较短。阿尔泰地区早期岩画中的马形象与这些特征相符。
2. 阿尔泰山最早的马图像
最早的岩画马形象可追溯至晚更新世和早全新世。这些图像风格古朴，采用直接的轮廓线敲击技术，描绘的马匹呈静态侧面，身体比例（长头、长颈、厚实身躯）显示其为野生马，很可能是普氏野马或已灭绝的奥沃多夫马（E. ovodovi）。这些早期图像中的马通常是孤立的，缺乏与其他元素或空间背景的互动，体现了对动物“绝对存在”的描绘。
3. 晚更新世-早全新世图像中的马
随着向全新世过渡，岩画开始出现互动场景。例如，在Aral Tolgoi的一幅面板上，出现了马、鸵鸟和一个人物形象共存的画面。鸵鸟的存在（适应干旱草原）为这幅画的年代提供了环境线索，表明其创作时间不晚于早全新世过渡期（约9000年前）。这类作品标志着艺术表现的转变：从描绘孤立的动物转向构建包含人类在内的互动场景，暗示了叙事性的萌芽和对空间关系的初步认知。
4. 早、中青铜时代的马图像
进入青铜时代早期（约公元前4千纪末-3千纪初），岩画技术发展为更精细的间接敲击法，创造出剪影效果，使得图像更具实体感和细节（如表现马的鬃毛）。马的描绘变得更加生动，常以群体出现，仿佛在广阔的景观中移动。虽然仍有狩猎场景，但许多图像（尤其是在Tsagaan Gol山谷）展现出对野马活力、力量和美的纯粹欣赏。这些图像反映了人类对马的认知从单纯的资源（食物）转向对其独特生命力和美感的体认，这为后来马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情感与文化基础。
5. 青铜时代：驯化与役使的迹象
研究区分了“驯化”（有意识的长期育种和性状选择）与“驯服”（对野生个体的暂时性控制）。在青铜时代早期的岩画中，发现了少数描绘人物骑乘马匹的图像，且这些马具有普氏野马的体型特征。这暗示在DOM2驯化马传入之前，当地人群可能已经尝试驯服或初步控制野生普氏野马用于骑乘。然而，到青铜时代晚期，随着马拉战车（由更纤细的驯化马牵引）图像的出现，普氏野马的形象逐渐从岩画记录中消失，标志着DOM2驯化马及其相关文化（骑马术、战车）的全面确立。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蒙古阿尔泰山脉岩画的系统性分析，有力地挑战了“蒙古马文化完全建立在青铜时代晚期引入的驯化马（E. caballus）基础之上”的传统观点。研究表明，早在驯化马到来之前的数千年，野生普氏野马（E. przewalski）就已经在蒙古高原人类的生活和艺术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简单的轮廓描绘，到青铜时代早期对其活力、美感乃至个性的生动捕捉，岩画记录揭示了人类对野马一种深刻且不断发展的“情感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或实用考量，包含了观察、欣赏、甚至可能尝试初步互动（如早期骑乘图像所暗示的驯服）等多重维度。
因此，蒙古马文化的根源远比之前认为的更为古老和复杂。它并非由外来驯化马种突然催生，而是在本地野生马与人类长期共处、互动的基础上逐渐孕育的。对野马的这种长期观察、艺术表现和潜在的情感联结，为后来接纳和深度整合驯化马、并发展出以马为中心的社会经济与仪式体系（如大规模的马献祭）准备了文化土壤。本研究强调了在利用骨骼、遗传等“硬科学”证据重建历史的同时，关注人类主观反应和艺术表达（如岩画）对于全面理解史前社会文化演变，特别是人类与动物关系演变的重要性。它“唤醒”了那些在考古发掘中难以留存的情感与认知层面的“骨骼”，为蒙古乃至内亚史前马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更具深度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