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Attachment in adoptees and non-adoptees from infancy to young adulthood: the Greek Metera study
文章内容总结
引言：探索早期机构经历对成人依恋的长期影响
有早期机构抚养经历的儿童常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尽管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观察到依恋安全性的恢复，但在成年期的证据却非常有限。收养常被视为一种有效干预，能够支持个体从早期逆境中恢复。然而，尚不清楚与机构抚养相关的早期不安全模式是否会再次在成年期浮现，特别是当依恋发展遵循一种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轨迹时。
从理论视角看，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s, IWMs）被概念化为相对稳定的，但它们也可能因新的经历而改变。Fraley（2002）提出了原型视角和修正主义视角，以区分文献中关于依恋稳定性的两种不同理论传统。这两种视角对于依恋对持续环境经验的反应性有不同的含义，这对于生活环境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的被收养者来说是一个相关问题。研究通常区分绝对稳定性与相对稳定性。元分析证据表明，依恋在整个童年期（r = .28）具有中等程度的稳定性，但从婴儿期到成年期的稳定性有限（r = .14）。多项调节因素已被确定，例如，在低风险样本中，安全依恋的稳定性（r = .44）高于高风险样本（r = .22）。
收养代表了机构抚养后环境的重大转变，通常会支持依恋的显著恢复。只要被收养者继续在稳定、支持性的收养家庭环境中成长，这种获益有望持续。然而，较晚的收养年龄与较差的发育结果相关，可能是收养前逆境和风险因素的替代指标。在12个月后被收养的儿童常表现出高比例的依恋不安全感与紊乱。这些发现与早期发育存在敏感期的概念一致，在敏感期内，延长的机构抚养和减少接触稳定、敏感照顾者，可能对依恋产生更持久的影响。
成人依恋中的被收养者：超越早期经历
在从青少年向成年过渡期间，与同伴和浪漫伴侣的关系变得日益重要，为依恋发展提供了新的情境。这种发展转变标志着超越直接家庭环境的扩展，突出了更广泛社会经历在塑造依恋中的作用。然而，尚无收养研究探讨青少年期同伴关系对成年期依恋的作用。
已有四项研究使用成人依恋访谈（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AAI）检查了成年被收养者的依恋。尽管这些研究背景和收养前历史各异，但安全型依恋的比例从15%到52%不等，平均为36%，低于在非临床样本中观察到的50%。在这些研究中，Leiden研究发现成年期的依恋安全性可以由14岁时的依恋以及婴儿期和7岁时的母亲敏感性所预测，但不能由婴儿依恋或青少年期的母亲敏感性预测。其他研究主要关注横断面分析，提供了有限的关于发展路径的洞见。
心理化（Mentalizing）被定义为以心理状态解释行为的能力，与依恋密切相关，依恋不安全感常与较低的心理化水平相关联。然而，尚无纵向研究考察心理化在青少年期依恋与成年期依恋关联中的潜在中介作用。Metera研究通过考察早期机构抚养和收养后经历（包括应激性事件、同伴关系和心理化）如何塑造成年期依恋，以弥补这些研究空白。
希腊Metera研究
希腊Metera研究是首个纵向追踪被收养者从婴儿期（收养前，生活在机构中）到成年期的研究，并将其与在生物学家庭中成长的个体进行比较。本研究中被收养者与生物学父母的分离并未因经过证实的虐待而加剧，这部分允许了在收养研究中经常观察到的机构抚养与收养前长期虐待的联合负面效应的分离。该机构的政策旨在通过鼓励每位照顾者与至少一名婴儿建立特殊关系来促进依恋。此外，机构的整体护理质量与对照组婴儿所入托的日托中心相当。然而，在敏感性方面，尽管工作人员与护理中的婴儿互动的频率与对照组中的生物学母亲相当，但其互动的质量和适当性较低。
初始研究聚焦于Metera婴儿中心的86名婴儿，并与41名在生物学家庭中成长的婴儿进行比较（T1）。后续评估分别在4岁（T2）、青少年期（T3）进行，最近一次在成年早期（T4），这也是当前研究的焦点。
研究假设主要包括：被收养组将有显著更高的依恋不安全感比率；从4岁到24岁，被收养组的依恋安全性将比对照组增加更多；从婴儿期到成年期或从4岁到成年期，预计没有显著的依恋稳定性，但从13岁到24岁预计有显著的稳定性；到24岁为止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将调节13岁时依恋与24岁时依恋之间的关联；青少年期依恋预计将预测成年期依恋，且这种关联假设由24岁时的友谊质量和较低水平的心理化所中介。
研究方法
参与者
42名被收养者参与了本次随访，平均年龄24.33岁，其中女性21名（50%）。进入机构的平均年龄为33天，86%在三个月前进入。平均收养年龄为22.01个月。对照组由26名非收养个体组成，平均年龄24.22岁，全部由其生物学家庭持续抚养长大。
保留率与流失分析
在初始研究中生活在机构护理下的86名婴儿中，19名（22%）未被收养，因此不符合后续随访条件。在67名符合条件的被收养者中，42名（63%）参与了T4评估。在对照组中，最初参与T1的41名婴儿中有26名（63%）也参与了T4。总体而言，108名符合条件的婴儿中有68名（63%）完成了成年期随访。选择性流失分析表明T4的流失是微不足道的。
测量工具
依恋在不同年龄点使用不同工具评估：婴儿期使用陌生情境实验（Strange Situation Procedure, SSP）；4岁时使用依恋故事完成任务（Attachment Story Completion Task, ASCT）和观察者完成的依恋Q分类（Attachment Q-Sort, AQS）；13岁时使用儿童依恋访谈（Child Attachment Interview, CAI）；24岁时使用成人依恋访谈（AAI）。AAI用于检查参与者关于依恋历史的心智状态，本研究既分类也维度地检查依恋。
心理化（或称反思功能，Reflective Functioning, RF）在24岁时使用反思功能量表评估。收养年龄既从维度（月数）也从类别上（以18个月和24个月为分界点）进行检查。友谊质量在13岁时使用友谊质量问卷修订版（FQQ-R）测量，在24岁时使用麦吉尔友谊问卷-友谊功能（MFQ-FF）测量。根据预注册计划，记录了自学前以来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包括虐待/忽视、父母及儿童心理健康困难、父母离异、失去父母/家人/伴侣/朋友、父母和/或儿童严重躯体疾病、严重家庭经济困难。母亲心理健康在13岁时通过父母青少年压力指数（SIPA）和一般健康问卷-28（GHQ-28）评估。
分析计划
分析策略是预注册的。使用多水平建模来研究从4岁到成年早期的依恋轨迹。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测试调节和中假设。
研究结果
早期不安全感的追赶与收养年龄
与预期一致，在使用2分类系统（安全型 vs. 不安全型）时，被收养者与非收养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探索性分析显示，两组在3分类系统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4分类系统上出现了显著差异。被收养者显示出显著更低的AAI连贯性（Coherence of Transcript, CoT）分数。与假设相反，晚收养者（LA18和LA24）在CoT、Ds或E维度上与早收养者或对照组没有差异，收养年龄与成年期依恋维度之间也未出现显著相关。
依恋稳定性
从分类视角看，从婴儿期或学前期到成年早期没有显著的依恋稳定性。然而，与预期相反，从青少年期到成年期的依恋也没有显著稳定。从维度视角看，配对t检验显示，从学前期（ASCT）到成年早期（AAI CoT）在总样本中存在显著的平均水平变化。相比之下，从青少年期到成年期的连贯性分数显示出平均水平稳定性的证据，未观察到显著变化。被收养组和对照组都显示出从学前期到青少年期依恋连贯性分数向平均值的回归。虽然生长轨迹支持线性时间趋势，但组别、时间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显著性。
成年期依恋的预测因素与发展路径
优势比表明，婴儿期紊乱型依恋与成年期不安全感之间在总样本、被收养组或对照组中均无显著关联。与预期相反，青少年期友谊的人际功能与成年依恋无关，青少年期友谊的整体质量也未能预测成年依恋。预注册的探索性分析中，青少年期母亲养育压力与一般健康与成年期依恋之间也不显著。
然后使用SEM进行调节和中介分析，以检查预测成年依恋的发展路径。与假设相反，所有中介模型均未揭示显著的中介效应。同样，与预期相反，调节分析表明，应激性生活事件并未与青少年期依恋交互作用来预测总样本或各组中的CoT、Ds或E因子。然而，零阶相关显示，应激性生活事件与CoT量表（r = -.33, p = .005）和E因子（r = .52, p < .001）显著相关，但与Ds因子不相关（r = .10, p = .413）。在总样本中进行的探索性后续分析，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测试了应激性生活事件与CoT之间关联的潜在调节因素。具体而言，分别检查了成年期RF、友谊质量（成年期和青少年期）以及婴儿期紊乱型依恋作为调节因素。没有一个显著调节应激性生活事件与CoT分数之间的关系。
讨论
依恋追赶与组间差异
考虑到机构抚养和后期收养对发展的负面影响，假设晚收养者将比对照组表现出更高的依恋不安全感比率。结果部分支持了这一假设。如预期，成年被收养者比非收养者更频繁地表现出依恋不安全感，包括未解决状态。然而，与预期相反，收养年龄与成年依恋无关。一个可能的解释是Metera中心鼓励照顾者与婴儿建立联系，并提供了与日托中心相当的护理，这些条件可能减轻了预期的收养年龄的负面影响。
使用3分类系统（安全型、冷漠型、迷恋型）的探索性分析显示，被收养组较低的依恋安全型比例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相对于大型非临床样本（N = 14,290），本研究的被收养者显示出较低的安全型比例（40% vs. 50%）、较高的冷漠型比例（33% vs. 25%）、略低的迷恋型比例（5% vs. 8%），以及略高的未解决型比例（19% vs. 17%）。然而，被收养者显示出比同一综述中报告的高风险样本和临床样本更高的安全型比例。这些比较表明，尽管大多数被收养者表现出与其非收养同龄人相似水平的依恋安全性，但少数可能面临更高的不安全感风险，尤其是冷漠型依恋。
在成年期，被收养者中冷漠型依恋比例高于非收养者的趋势，可能部分反映了为应对在向成年过渡期间可能出现的复杂且常常矛盾的情绪而发展出的防御策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些被收养者可能怀有幻想或隐含的期望，认为他们的出生家庭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对这种内心紧张的一种可能的心理反应是理想化收养父母，这可能导致在被收养者中观察到的较高的冷漠型依恋叙述比例。
依恋稳定性与变化的预测因素
关于依恋稳定性，预计从婴儿期和童年期到成年期的稳定性不显著，而从青少年期到成年期则有显著的稳定性。与预期相反，除了从青少年期到成年期存在显著的组平均水平稳定性外，整个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致的依恋不连续性模式。两组都显示出从学前期到青少年期依恋连贯性分数向平均值的回归，尽管生长轨迹支持线性时间趋势，但组别、时间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显著性。
首先，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测量类型的差异可能调节了依恋稳定性。SSP和AQS通过可观察行为评估依恋，而成年期的心智状态使用AAI的表征方法测量。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可能部分解释了从婴儿期和学前期到成年期缺乏连续性的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使用表征测量时（ASCT, CAI, AAI），稳定性也不显著。这表明，更广泛的不连续性模式不能仅归因于测量类型的差异，收养后经历作为IWM重组的潜在预测因素值得进一步考虑。
在检查成年依恋的预测因素时，青少年期依恋未能预测成年期依恋，成年期RF和友谊质量均未中介这种关联，应激性生活事件也未调节它。青少年期母亲心理健康也与成年期依恋无关，这可能是由于这个社区样本的变异性有限以及评估之间的间隔时间较长。然而，应激性生活事件（如失去父母、家人、虐待或严重疾病）直接预测了成年期的依恋不安全感。这一发现与之前的纵向研究一致，并支持依恋可以是对生活经历的适应性、灵活反应的观点。在本研究中，应激性生活事件与迷恋因子相关，而非Ds因子，可能是因为此类事件会引发焦虑和对支持的高度需求，而采用最大化策略的个体更可能寻求并获得这种支持。
为了更好地理解应激性生活事件与成年依恋之间关联的个体差异，探索性（非预注册）分析检查了三个潜在的调节因素。首先，鉴于心理化缺陷与心理健康和关系困难相关，成年期RF被检查为潜在的调节因素。其次，探讨了青少年期和成年期友谊的作用，因为它们可能提供支持并帮助减轻应激性生活经历的负面影响。最后，基于强调存在敏感期（特别是在机构抚养背景下生命最初的6至24个月）的证据，探讨了婴儿期紊乱型依恋——可能反映了潜在的脆弱性——是否调节了应激性生活事件对成年依恋的影响。所有这些调节分析均未产生显著结果。考虑到相对较低的统计效力，这些无效的调节结果应谨慎解释，并在更大的样本中复制。结果可能表明，应激性事件对成年依恋的影响可能通过本研究未捕获的途径起作用，例如父母依恋或父母心理化。依恋的某些变异性可能由表观遗传过程以及遗传效应解释，研究表明高达40%的变异归因于遗传因素。
最后，本研究中友谊与依恋之间缺乏显著关联，这与先前发现青少年期友谊是成年依恋预测因素的研究结果不同。这种差异可能部分归因于测量限制，因为友谊仅通过自我报告问卷评估；其他方法，如访谈或观察任务，可能提供更细致的理解。同样可能的是，在13岁时评估的友谊——考虑到距离24岁时成年依恋评估有11年的间隔——不太可能反映稳定、持久的关系影响。
优势与局限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优势是其独特的纵向设计，追踪了一个从婴儿期（生活在机构中）到成年期的年轻成人队列。尽管自婴儿期以来的保留率相对适中（63%）——其中19名儿童因未被收养而未在4岁时被随访——但这种流失水平在长期纵向研究中很典型，且流失分析未显示系统性偏倚。此外，被收养者在机构抚养前未经历长期或经证实的虐待，这为我们提供了在没有其他收养前不良经历混杂影响的情况下，检查机构抚养对依恋影响的机会。此外，在四个发展阶段（婴儿期、学前期、青少年期、成年早期）使用适当且劳动密集型方法（如SSP, AAI）对依恋进行全面、多方法评估，能够深入检查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依恋。最后，假设和分析策略的预注册也增加了本研究的方法论严谨性和透明度。
尽管有其独特性和优势，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首先，虽然它有足够的效力检测中等到大的效应量，但检测小效应的效力不足，这应在更大样本中探索。其次，年轻成人评估发生在COVID-19期间，这可能作为一个更广泛的背景压力源，影响参与者的依恋相关功能或报告，从而可能引入未测量的方差。第三，本研究未包括收养父母心智状态的测量，这是一个重大局限，因为它在被收养者的依恋结局及其自身的依恋心智状态中扮演核心角色。第四，本研究未包括收养特定经历的测量，例如收养身份认同的发展、与出生家庭联系的程度和质量，或对收养经历的满意度。这些因素可能在塑造成人依恋表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有助于解释被收养者之间依恋的个体差异。最后，评估之间的长时间间隔（如从13岁到24岁）可能降低了检测中介效应的可能性，因为在测量点之间可能发生重大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期。
未来研究
未来的研究应探索有机构经历的收养者依恋的长期轨迹，特别是超出成年早期，以捕捉在关键生命过渡期（如为人父母）可能发生的变化。这种方法可以为依恋的代际模式和早期护理经历对养育子女的潜在影响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应激性生活事件对成年依恋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研究，重点在于识别家庭内部和更广泛社会环境中的保护性因素，这些因素可能缓冲这些影响并支持发展追赶。鉴于成年依恋预测因素的证据有限，未来的纵向研究将受益于整合父母依恋的测量，特别是为了阐明其在从青少年期向成年期过渡期间的作用。
结论
Metera研究成年随访的结果表明，尽管许多被收养者表现出依恋安全性和显著的追赶，但从青少年期开始，部分被收养者的不安全感比例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表明，尽管婴儿期的机构经历可能留下一些脆弱性，但它们并不决定成年期的心智状态依恋。依恋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并不稳定，成年依恋受应激性生活事件预测，这突显了持续经历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依恋更好地被理解为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反应。
尽管迄今为止已进行了26,000次AAI，但对于预测成年依恋和在婴儿期有机构抚养史的收养者中促进恢复的因素知之甚少。未来的混合方法研究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个体尽管面临逆境仍能维持或获得安全性。此类工作可以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支持被收养个体依恋安全性的、具有发展敏感性的靶向干预提供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