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Resilience as a dynamic process among military recruits exposed to basic combat training str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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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基础战斗训练（BCT）这一高应激情境，如何预测并理解新兵的心理适应过程？本研究前瞻性地探究了新兵心理内化痛苦的纵向变化，发现先期逆境、情绪调节困难以及（出乎意料地）基线更高的普通认知能力与BCT后内化痛苦的加剧有关。研究强调了个体差异在军事适应中的风险作用，并为基于增强情绪调节技能以促进适应、预防心理病理学的干预策略提供了依据。
对于刚刚步入军队的新兵来说，基础战斗训练（Basic Combat Training, BCT）是一次生理与心理的“淬火”。这为期十周的美国陆军新兵训练，以其高强度体能要求、严格纪律和对压力情境的精心设计而著称，不仅塑造军人技能，更是一段极具挑战性的发展适应期。在这个过程中，新兵们必须快速适应独特的军事生活压力源。尽管多数人能够成功适应，但仍有近五分之一的受训者未能完成BCT，从而失去了进入正式军事服役的机会。因此，理解哪些因素决定了新兵在BCT压力下的心理适应结果——即弹性（resilience）的动态过程——成为一个紧迫的科学问题。然而，以往许多关于军事应激的研究依赖横断面设计或将弹性简单视为一种静态特质，限制了我们将其视为一个动态过程的深入理解。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发展精神病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框架，旨在纵向追踪新兵在BCT前后的心理变化，识别其中的风险与保护因子。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名为“提升弹性机制研究”（Advancing Research on Mechanisms of Resilience, ARMOR）的前瞻性纵向研究。研究招募了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的新兵，在其进入BCT前（基线T0）和完成BCT约两年后（随访T1及之后）进行多轮评估。本报告重点聚焦于前两个时间点（T0和T1）。研究最终的分析样本包含了657名符合资格的新兵。研究团队运用了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在控制了基线内化症状后，检验了BCT压力源暴露、多种个体差异变量（作为潜在的风险或弹性资源）对BCT后内化痛苦（internalizing distress）变化的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多种心理测量与统计技术。关键的技术方法包括：1) 使用患者报告结局测量信息系统（PROMIS）的抑郁、焦虑、愤怒量表以及初级保健PTSD筛查量表（PC-PTSD-5）来构建高阶的“内化痛苦”潜变量，以维度化评估心理病理症状；2) 开发并使用基础训练压力源量表（Basic Training Stressor Scale, BTSS）来量化新兵自我报告的BCT期间压力经历；3) 应用多维人格问卷（Multidimens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MPQ-155/BF）测量积极情绪性（Positive Emotionality, PEM）、消极情绪性（Negative Emotionality, NEM）和约束性（Constraint, CON）等广泛人格特质；4) 通过困难情绪调节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DERS-16）评估情绪自我调节能力；5) 结合武装部队资格测试（Armed Forces Qualification Test, AFQT）成绩和宾夕法尼亚计算机化神经行为测试组合（Penn Computerized Neurobehavioral Test Battery, CNB）中的四个子测试（持续表现、词语记忆、言语推理、情绪区分）来构建“普通认知能力”的潜变量估计；6) 采用不良童年经历问卷（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ACEs）和部署风险与弹性量表-2（Deployment Risk and Resilience Inventory-2, DRRI-2）的先前压力源分量表，通过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 IRT）建模来估计“终生先前逆境”的累积暴露。
研究结果通过多个表格和层次回归分析呈现：
Do BCT stressor endorsements explain a relative pre- to post-BCT worsening of internalizing symptoms from T0 to T1?（BCT压力源报告是否解释了从T0到T1内化症状的相对恶化？）
结果一致显示，在控制基线症状后，更高的BTSS总分预测了BCT后更严重的内化痛苦（β值范围在0.25至0.26之间）。这表明，自我报告的BCT压力经历确实与内化症状的纵向恶化独立相关，而不仅仅是基线症状的延续。
Do pre-BC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t T0 predict promotive or risk effects on post-BCT internalizing symptoms at T1?（BCT前的个体差异在T0时是否预测了对T1时BCT后内化症状的促进或风险效应？）
研究发现，基线时更高的情绪调节困难（DERS-16总分）和更高的终生先前逆境负荷是BCT后内化痛苦加剧的风险因素，表现为直接的主效应（β值分别为0.133和0.137）。出乎意料的是，基线时更高的普通认知能力也显示为风险因素（β = 0.089），这与通常认知能力作为保护因素的假设相反。而基线社会支持、MPQ人格量表（PEM、NEM、CON）以及性别，在调整多重比较后，并未显示出显著的主效应。
Do pre-BC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t T0 predict protective or vulnerability effects on post-BCT internalizing distress at T1?（BCT前的个体差异在T0时是否预测了对T1时BCT后内化痛苦具有保护或脆弱性效应？）
在回归模型的第二步中，研究检验了个体差异变量与BTSS总分之间的交互作用（即调节效应），但未发现任何显著的调节效应。这意味着，在本研究中，这些基线个体差异（包括社会支持、人格特质等）并未显示出能缓冲或加剧BCT压力源对心理结果影响的保护或脆弱性作用。
在讨论与结论部分，研究者强调了本研究的发现与意义。首先，研究证实了系统性地测量压力源暴露（而非假定其均匀性）对于揭示BCT心理影响的重要性。尽管从群体层面看，BCT前后的内化痛苦平均变化不显著，但个体感知的压力差异显著预测了症状的恶化。其次，研究识别出三个独立于压力源暴露的纵向风险因素：先期逆境、情绪调节困难和普通认知能力。前两者与既有文献一致，支持了早期逆境和情绪失调对心理健康的长期负面影响。而认知能力作为风险因素的意外发现，则可能反映了“差异易感性”或“情境敏感性”原则——在BCT这种强调服从、纪律和低自主性的独特环境中，较高的认知能力可能因感到智力刺激不足或成就控制感低而成为负担，但在未来需要更高技术能力的军事岗位中，它可能重新转化为优势。
此外，研究未发现预期的调节效应（如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消极情绪性的脆弱性效应）。作者讨论了可能的解释，包括同时发生的COVID-19大流行可能成为更突出的压力源，掩盖了BCT特定的影响；或者只有达到特定强度或个人相关性的压力源才会引发调节效应。同时，在基线测量的社会支持可能不如在压力期间或之后感知到的支持重要。
本研究在方法学上具有优势，包括利用BCT这一“自然实验”式、标准化却生态效度高的压力情境，采用纵向设计评估动态弹性过程，使用多指标潜变量和客观认知测试减少方法学偏差，以及预先注册分析计划增强透明度。局限性则主要依赖于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差或共同方法偏差），样本来自单一州的国民警卫队，以及缺乏未经BCT的对照组来完全剥离其他同时期压力源（如疫情）的影响。
综上所述，这项发表在《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上的研究，通过发展精神病理学的框架，前瞻性地揭示了军事新兵在基础战斗训练期间心理适应的动态过程。研究表明，新兵自我报告的训练压力、其先前的逆境经历、情绪调节能力以及认知能力，共同影响了其内化心理痛苦的发展轨迹。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高压力环境下个体适应差异的理解，也为设计和实施针对性的早期心理干预（例如，侧重于增强情绪调节能力的正念训练）提供了实证依据，以期在充满挑战的军事发展过渡期提升心理弹性，预防心理病理问题的发生。未来的研究需要更长的追踪时间、更客观的压力测量以及更广泛的样本，以进一步验证和拓展这些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