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Risk factors for stunting children in urban areas: case-control study in Putra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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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寻马来西亚布城这一发达城市儿童发育迟缓（stunting）高发的原因，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病例对照研究。该研究筛查了8261名6-59月龄儿童，最终纳入386名发育迟缓儿童和386名正常儿童，通过问卷调查、人体测量和血液检测等方法，识别出宫内生长受限（IUGR）、父母身高偏低、家庭低收入（B40）、低出生体重（LBW）、使用奶嘴、母亲教育程度低、父亲失业、儿童贫血、奶瓶喂养、饮食多样性不足以及由保姆照看等关键风险因素。研究强调了在城市化背景下，生物学因素与可干预的社会经济、喂养和照护因素共同作用，加剧了发育迟缓的风险，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证据。
在全球范围，儿童的线性生长受阻——即所谓的“发育迟缓”（stunting），依然是衡量慢性营养不良和公共健康挑战的一个核心指标。令人警惕的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生活水平看似较高的城市，这个问题并未消失，反而可能被隐藏。马来西亚的布城（Putrajaya）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该国的行政中心和现代化都市，布城在2016年却报告了全国最高的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率之一，达到了24.3%，相较于2011年的10.9%有显著上升。这一现象挑战了“贫困是营养不良唯一推手”的固有认知，揭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多种复杂的生物学和社会经济因素如何交织影响儿童的早期发育。为了深入探究这一看似矛盾的“城市发育迟缓”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并为国家营养行动计划（NPANM III）实现到2025年将发育迟缓率降至11%以下的目标提供科学依据，研究人员在布城开展了一项严谨的病例对照研究。这项研究于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进行，成果最终发表在了《Discover Public Health》期刊上。
研究人员运用了几项关键技术方法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数据的可靠性。研究设计采用了1:1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组为发育迟缓儿童（身高/身长年龄Z值< -2 SD），对照组为生长正常的儿童。他们从布城的幼儿园和政府卫生诊所共筛查了8261名6-59月龄儿童，从中随机选取并匹配了386对病例和对照。数据收集是多维度的，包括：通过平板电脑进行的面对面结构化访谈，涵盖了社会人口学、健康史、喂养知识和实践等；严格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标准执行的人体测量（使用SECA婴儿测量床和身高计）；通过指尖采血和HemoCue?Hb 201分析仪检测血红蛋白以评估贫血状况；以及基于24小时回忆和三天食物日记来评估儿童的最小膳食多样性（MDD，基于7类食物组）和营养摄入。
结果部分揭示了多个与发育迟缓显著相关的因素：
3.1 研究人群特征
研究发现，发育迟缓儿童的家庭在社会经济层面面临更多挑战。例如，高达65.7%的发育迟缓儿童家庭属于B40低收入群体。同时，发育迟缓儿童中，父亲失业的比例更高，母亲受教育程度（仅达小学或中学水平）也普遍较低。在生物学指标上，发育迟缓儿童中宫内生长受限（IUGR）和低出生体重（LBW）的患病率更高，分别有15.8%的发育迟缓儿童出生时为LBW。此外，53.4%的发育迟缓儿童被检测出贫血。在行为习惯方面，使用安抚奶嘴和由保姆（babysitter）照看的情况在发育迟缓儿童中也更为普遍。
3.2 发育迟缓的关联因素
通过多因素逻辑回归模型，研究人员最终确定了12个与发育迟缓独立相关的因素。其中，关联性最强的是宫内生长受限（IUGR），其调整后比值比（aOR）高达8.18（95% CI: 1.71–39.21），意味着IUGR儿童发生发育迟缓的几率是非IUGR儿童的8倍以上。这凸显了胎儿期生长受损对儿童远期生长的持久影响。
另外几项因素的关联强度相近，均使发育迟缓风险增加约三倍，包括：父母平均身高偏低（中位父母身高 < 150 cm, aOR = 3.45）、家庭低收入（B40群体） (aOR = 3.4)、低出生体重（LBW） (aOR = 3.1) 以及使用安抚奶嘴。
其他显著相关的因素还有：母亲教育水平低、父亲失业、儿童期贫血、奶瓶喂养、膳食多样性不足（未达到最小膳食多样性MDD标准）以及由保姆照看。值得注意的是，配方奶喂养（即喂养内容物）在调整后模型中未显示显著关联，而奶瓶喂养（即喂养方式）则保持了显著相关性，提示喂养方式本身可能是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
3.3 模型构建与拟合
研究通过逐步回归（向前和向后似然比法）从初选模型中筛选出最终模型，确保了模型的简洁和稳定。最终的逻辑回归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通过Hosmer-Lemeshow检验等），清晰地呈现了布城地区儿童发育迟缓的多因素驱动本质。
综合讨论与结论部分，本研究揭示了在像布城这样的发达城市环境中，发育迟缓并非由单一原因造成，而是生物学因素（如遗传负荷、IUGR、LBW）与可干预的社会经济、喂养及照护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
研究强调了几个关键点：首先，宫内生长受限（IUGR） 是最强的风险预测因子，这指向了孕产妇健康和产前保健的极端重要性。其次，虽然父母身高（作为遗传潜力的指标）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因素，但研究引用前人成果指出，可干预的营养和环境因素能帮助儿童更接近其遗传生长潜力，打破代际营养不良循环。再者，社会经济劣势（低收入、父母低教育、父亲失业）在富裕城市中依然是重要风险，这更多与获取优质食物、营养知识和适宜的儿童照护实践的机会不平等有关，而非绝对的贫困。
喂养和照护实践方面，奶瓶喂养、使用安抚奶嘴和由保姆照看等因素的关联性，揭示了现代城市生活中，喂养行为质量、对儿童进食的关注度以及非父母照护的质量可能存在不足，这些都可能影响儿童的营养摄入和生长。
最后，研究指出了其局限性，如病例对照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回顾性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倚等。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为马来西亚乃至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中等收入城市提供了明确的干预靶点。结论强调，要有效降低城市儿童发育迟缓率，需要采取跨部门、多代际的综合干预策略，重点应放在：加强孕产妇保健以预防IUGR和LBW；向父母和儿童照护者普及营养教育（特别是关于母乳喂养、辅食添加和膳食多样性）；以及制定针对城市特点的规划，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并确保营养敏感的儿童照护实践。这项研究为在城市化背景下实现全球营养目标和马来西亚国家营养行动计划的目标，提供了及时且具有针对性的科学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