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Perceived health risk associated with washroom cleaning among sanitation workers in a public tertiary institution in G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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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揭示加纳公立高校清洁工在洗手间清洁工作中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困境，研究人员采用诠释现象学定性方法，开展了针对感知健康风险的探索性研究。结果发现，清洁工不仅接触强效消毒剂，还面临躯体、呼吸及心理社会等多重健康风险，同时遭受污名化、低薪酬及个人防护装备不足等问题，凸显了改善其工作环境与健康保护的紧迫性。
在加纳的公立大学校园里，有一群默默无闻的“卫生守护者”——清洁工。他们每日与洗手间的污垢、细菌以及各式各样的强效化学清洁剂为伴，致力于为师生创造一个洁净的环境。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份维持公共卫生的基础工作，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健康威胁。组织效率低下和结构性挑战，常常导致这些一线工人的福祉被忽视。他们是否意识到工作中伴随的危险？又面临着哪些具体的健康风险？他们的工作条件与保护措施究竟如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一项聚焦于加纳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洗手间清洁工“感知健康风险”的深入研究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期刊上发表。
为了深入探究清洁工们的真实体验，研究团队采用了诠释现象学设计（hermeneutic phenomenological design）这一质性研究方法。该方法专注于理解个体如何诠释并赋予其生活经验意义，非常适合挖掘工作者对健康风险的主观感知。研究在加纳温尼巴教育大学的北校区展开。研究团队通过目的性抽样，招募了19名拥有至少6个月工作经验的男性清洁工以及该卫生单位的负责人，共计20名参与者，直至访谈数据达到饱和。数据主要通过深度访谈收集，访谈以英语和当地语言芳蒂语进行，以确保涵盖不同的社会经济和识字水平需求。访谈内容被录音并逐字转录，芳蒂语内容被翻译成英文并经交叉验证。收集到的数据最终通过主题分析法进行处理，以识别出核心模式与主题。
3.1 参与者（清洁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所有19名清洁工参与者均为男性，年龄在25至60岁之间。他们的教育背景普遍较低，3人未接受过正规教育，12人仅接受过基础教育，4人拥有中学学历。工作年限从1年至30年不等，显示了这是一支经验丰富但教育水平有限的劳动力队伍。
3.2 温尼巴教育大学清洁工的工作范围
研究揭示了清洁工日常工作的具体内容。绝大多数参与者（16/19）表示，他们通常以清扫地板和处理垃圾桶开始洗手间的清洁工作。他们的职责还包括清洁马桶（座圈、盖板）、使用海绵和水清洁水槽与镜子。这表明他们的工作涉及重复性的体力劳动和与污染表面的直接接触。
3.2.1 用于清洁洗手间设施的化学品和设备
研究发现，清洁工在工作中使用多种强效清洁剂和消毒产品，包括Izal、Bine 20、Hapac、Dettol、Akasha（氯）、“Stain Remover”、液体肥皂、“Mr. Mozzel”和Parazone等。清洁设备则包括马桶刷、拖把和水桶、扫帚、皮搋子等。尽管这些化学品由管理方提供，旨在有效杀菌，但它们本身也构成了潜在的健康威胁。
3.2.2 清洁洗手间设施的频率与时长
大多数参与者（17/19）报告，清洁工平均每天工作约六小时，且大多数人整周无休。他们每天在每个清洁区域花费约三小时，并且每个区域至少每日清洁两次。部分人甚至在周末从事兼职以赚取额外收入。这意味着他们长时间暴露在含有化学物质和潜在病原体的环境中。
3.3 温尼巴教育大学洗手间清洁工的工作条件
对工作条件的调查揭示了几个严峻的子主题：低薪酬与工作不安全感、污名与歧视，以及个人防护装备不足。
3.3.1 低薪酬与工作不安全感
清洁工们反映，他们作为“保洁人员”，薪酬微薄，津贴极少。更令人不安的是强烈的工作不安全感。许多人尽管已服务多年，但身份仍为“临时工”，未能获得正规的职位。有参与者指出，根据加纳法律，临时工期限应为6个月，但其本人已作为临时工工作了11年之久。
3.3.2 污名与歧视
研究显示，清洁工普遍感到被学生羞辱和歧视。大多数参与者（15/19）报告曾因工作性质而遭受学生的攻击、嘲笑和羞辱。有学生曾言辞侮辱，或声称若自己不使用洗手间，清洁工就会失业。这种社会污名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和心理福祉。
3.3.3 个人防护装备不足
绝大多数参与者（n=16）披露，他们可用的个人防护装备（PPE）供应有限且不足。虽然管理方提供了手套、工作服、口罩和护目镜，但这些装备往往不全或数量不够。例如，有人有口罩和手套但缺少护目镜和工作服，反之亦然。尽管认识到PPE对防止受伤和疾病的重要性，但装备的短缺使他们暴露于风险之中。此外，研究发现 supervisors 只关注工作是否完成，而无人有效监督PPE的正确佩戴，这进一步加剧了风险。
3.4 清洁工感知的与洗手间清洁相关的健康风险
所有参与者都意识到其工作带来的健康风险。他们感知到的健康风险主要分为三类：肌肉骨骼风险、呼吸系统风险和心理社会风险。
3.4.2.1 肌肉骨骼风险
清洁工们报告了因工作姿势和物理环境导致的多种身体损伤，包括背痛、颈痛、上下背部疼痛等姿势问题，以及因破损的百叶窗叶片、水槽、马桶座圈和镜子造成的割伤。强效化学品接触皮肤也可能导致烧伤。
3.4.2.2 呼吸系统风险
参与者经常经历由清洁产品气味引发的呼吸系统问题，如头痛、感冒、咳嗽，甚至鼻出血。刺鼻的气味有时让他们呼吸困难，而口罩的短缺使得他们缺乏保护。
3.4.2.3 心理社会风险
更令人关切的是，一些清洁工将消化系统问题和性功能障碍归因于化学品暴露和长期的工作相关压力。他们报告出现胃部不适、难以维持勃起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幸福感和家庭关系。
研究的讨论部分将上述发现置于更广阔的学术与实践背景下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清洁工广泛使用多种强效消毒剂（如含氯化合物、季铵盐化合物等）虽能有效杀灭病原体，但世界卫生组织（WHO）已指出其危害性，建议用同等有效但毒性较低的替代品。然而，清洁工普遍较低的教育水平可能阻碍了他们正确理解化学品安全说明。其次，长时间工作与健康风险直接相关，工作年限和时长是罹患职业性接触性皮炎等职业健康危害的因素。再者，清洁工在加纳乃至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处境一直很脆弱，他们面临身体伤害、社会污名、低薪和PPE短缺等多重困境。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报告也强调了清洁工面临污名化和边缘化的问题，这加剧了他们的身心健康风险。尽管在新冠（COVID-19）疫情期间，加纳卫生服务（Ghana Health Service）曾计划为废物管理人员提供充足的PPE，但本研究显示供应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反映了更深层的系统性问题，如风险评估不足、对其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以及预算限制。
最终，研究得出结论：在加纳温尼巴教育大学，从事洗手间清洁的清洁工面临着一个充满挑战和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他们不仅直接暴露于强效化学清洁剂和生物性危害之中，导致肌肉骨骼疾病、呼吸系统问题及心理社会健康风险，同时还遭受着低薪酬、工作无保障、社会污名与歧视，以及个人防护装备（PPE）供应不足与监管缺失等多重压力。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严重威胁着他们的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
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它首次通过质性深度访谈，系统揭示了加纳公立高校清洁工这一边缘化群体所感知到的具体健康风险及其恶劣的工作条件，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知识空白。研究结果强烈呼吁高校管理层、加纳卫生服务部门以及加纳高等教育工人联盟等机构采取紧急行动。必须制定并实施全面的职业健康与安全协议，包括提供充足且合适的PPE并监督其使用、开展化学品安全与正确清洁流程的培训、推行定期健康检查、通过正规化雇佣合同保障工作安全与公平报酬，以及开展校园宣传活动以减少对清洁工的歧视。唯有通过系统性改善，才能真正保障这些“校园卫生守护者”的尊严、健康与福祉，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体面劳动与良好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