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Rising global incidence of postviral diabetes after COVID-19 and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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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解决COVID-19大流行后新发糖尿病这一被低估的长期代谢并发症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聚焦于“后COVID-19糖尿病”流行病学、机制及公共卫生应对的主题研究。文章汇总了多项队列研究证据，提出了病毒通过ACE2受体直接损伤胰腺、免疫介导的β细胞功能障碍等病理机制，并指出这一现象可能导致一场静默的全球性健康危机。其意义在于首次系统性地将后COVID-19糖尿病界定为亟待纳入公共卫生战略的“迫在眉睫的无声流行病”。
想象一下，一场席卷全球的风暴过后，人们以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开始清理废墟、重建家园。然而，土壤中却悄然残留着看不见的毒素，缓慢而持续地影响着未来几代人的健康。这并非科幻场景，而是全球公共卫生界正开始严肃面对的现实——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其长期影响远不止于急性呼吸道症状。随着各国从大流行的急性期逐渐恢复，一个令人不安的“后遗症”正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感染过SARS-CoV-2的个体，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显著增加。这种病毒感染后的代谢紊乱，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甚至包括那些此前血糖完全正常的人。
这个问题为何如此紧迫？因为糖尿病本身已是一种沉重的全球负担，它像一条缓慢流动的河流，侵蚀着个体的健康与医疗系统的根基。如果COVID-19这场“风暴”又为其注入了数百万潜在的新病例，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是在临床实践还是公共卫生规划中，“后COVID-19糖尿病”都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相关筛查未被常规纳入长期新冠（Long COVID）随访，监测系统存在巨大缺口，这可能导致一场“慢动作”的公共卫生危机。因此，深入探究COVID-19与糖尿病之间的关联，评估其规模、理解其机制，并制定应对策略，已成为摆在研究人员和决策者面前的紧要课题。
鉴于此，一篇题为“Rising global incidence of postviral diabetes after COVID-19 and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的论文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期刊上发表。这项研究并非报告一项新的实验室发现，而是扮演了“吹哨人”和“整合者”的角色。它系统性地回顾并综合了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多项大型队列研究数据，梳理了可能的生物学机制，并犀利地指出了当前公共卫生应对中的缺失与不足。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证据整合与现状分析，向全球健康界敲响警钟：后COVID-19糖尿病是一场“迫在眉睫的无声流行病”，必须立即将其整合到国家和全球卫生战略中，以防微杜渐。
为开展这项综合性研究，作者主要运用了系统性的文献回顾与证据整合方法。研究基于已发表的国际队列研究数据（例如美国CDC对超过80，000名儿童的研究、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对超过180，000名成人的研究），以及来自欧洲和亚洲的观察性研究数据，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SARS-CoV-2感染后新发糖尿病发病率上升的趋势。同时，研究通过梳理现有基础研究，归纳了从病毒入侵到代谢失调的潜在病理生理学通路，构建了生物学合理性的证据链。此外，研究还采用了公共卫生政策分析框架，评估了当前监测系统、临床指南和研究投入中存在的差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战略建议。
流行病学数据
多项队列研究提供了统计学上显著的证据。例如，美国CDC的研究显示，感染过SARS-CoV-2的儿童比未感染儿童患糖尿病的风险高得多。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数据表明，在诊断为COVID-19后的一年内，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了40%，即使是轻中度患者也不例外。在欧洲和亚洲的观察性研究中也观察到了类似趋势。然而，在印度、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等中低收入国家，由于监测体系碎片化、记录有限和实验室能力不足，其全面影响很可能被低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新数据也指向更高的患病率，但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由于漏报和监测系统不完善，真实负担可能被隐藏。
生物学机制
生物学上的合理性加强了两者存在因果关系的论证。SARS-CoV-2病毒通过附着在ACE2（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受体上进入细胞，而该受体不仅存在于肺部，也存在于胰腺的β细胞中。尸检研究和体外模型表明，病毒可能直接损害胰岛素生产细胞，导致胰岛素缺乏或抵抗。此外，与COVID-19相关的全身性炎症和细胞因子失调可能加剧胰岛素抵抗和β细胞功能障碍。常用于治疗重症COVID-19病例的皮质类固醇是已知的糖尿病诱发因素。住院、重症或巨大的心理压力也可能诱发潜在的代谢疾病。新证据还指出，肠道微生物群改变——一个众所周知的影-响葡萄糖代谢的因素——是导致COVID-19后血糖失调的原因之一。更广泛的背景也必须得到承认：封锁和漫长的恢复期导致了体育活动减少、饮食不佳、体重增加和健康习惯被打乱，这些都是既定的糖尿病风险因素。
脆-弱人群
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出现了特别令人担忧的趋势，自COVID-19以来，1型和2型糖尿病的报告病例都有所增加。对于年轻个体，发病率的突然上升不能仅仅归因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引发了人们对病毒直接作用或免疫介导机制的担忧。本就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群，如社会经济地位低、医疗保健获取有限或已有合并症的人，面临的风险要大得多。这些群体感染COVID-19的风险更高，获得快速诊断的机会更低，并且在感染后糖尿病未被识别或控制不佳的可能性也更高。
一场正在形成的隐藏公共卫生危机
如果全球估计7亿感染SARS-CoV-2的人口中，即使只有一小部分（例如1–3%）患上糖尿病，这也将意味着数百万新病例。对于本就脆弱的医疗体系而言，这不是一个小涟漪，而是一波即将袭来的巨浪。后COVID-19糖尿病可能加重糖尿病并发症，如肾衰竭、截肢、视力丧失和心脏问题，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由于2型糖尿病症状隐匿，许多人可能多年得不到诊断，直到出现严重并发症。如果不针对COVID-19康复者进行有针对性的筛查或监测，大多数病例将在无法干预时才被发现。
全球不平等与不成比例的影响
后COVID-19糖尿病的增长并非在一个公平的场域中发生。与许多公共卫生危机一样，其影响在中低收入国家以及高收入国家的边缘化群体中将更为严重。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没有强大的糖尿病筛查系统，拥有长期新冠及其他病毒感染后遗症追踪系统的更是少之又少。没有电子健康记录和集中的疾病登记系统，新的糖尿病病例可能无法被发现、被错误分类或无法与先前的COVID-19感染联系起来。种族和族裔少数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以及流离失所者或移民，由于社会健康决定因素，感染COVID-19及其引发糖尿病等并发症的风险更高。女性和儿童是另一个盲点。
错失的良机：监测、应对和研究中的差距
尽管证据日益增多，但全球公共卫生应对仍然不足。一个最明显的疏漏是，国家和国际监测系统未能追踪COVID-19后的非传染性疾病结局。现有的长期新冠登记册（如果存在的话）通常强调疲劳、呼吸困难和认知功能障碍，而很少纳入如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或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指标。临床实践中，COVID-19后护理指南，即使在富裕国家，也常常排除常规的糖尿病监测。此外，转化和纵向研究的资金仍然不足，前瞻性研究数量有限，导致政策制定者缺乏决策依据。
公共卫生当务之急和战略建议
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键行动和实施方案以应对这一新威胁。首先，必须将常规的HbA1c和空腹血糖检测整合到COVID-19后护理实践中，特别是在感染后的头6至12个月内。其次，公共卫生机构应强制要求将血糖、胰岛素水平和身体质量指数（BMI）等代谢指标纳入长期新冠和COVID-19幸存者登记册。第三，需要开展社区层面的健康干预，通过基层、基于生活方式的行动，赋予个人和家庭管理和预防糖尿病的能力。第四，可以利用大流行期间建立的诊断实验室、数字平台和接触者追踪系统等基础设施，来加强慢性病护理。最后，亟需开展包含对照组的纵向、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以确定后COVID-19糖尿病的真实发病率和进展过程。
伦理、社会和政策考量
后COVID-19糖尿病的兴起引发了深刻的道德和社会问题。首先是健康公平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政策，早期诊断和干预的好处将不会公平分享。确保筛查和护理是可负担、可及且文化上适宜的，应是公共卫生的优先事项。其次是污名化的可能性。COVID-19幸存者如果被称为“慢性病患者”，可能会面临歧视。政策还需要保护人们不因COVID-19后状况而受到歧视。在政策层面，全球健康复苏框架必须将非传染性疾病的监测和护理纳入大流行应对和准备计划。
研究结论与讨论
综合全文，该研究得出了明确结论：SARS-CoV-2感染与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之间的关联是真实且需要紧急关注的。这不仅仅是一个临床医学问题，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研究将其定性为一场“无声的流行病”和“缓慢燃烧的余震”，如果不及早应对，将显著加剧全球非传染性疾病负担，特别是对卫生系统薄弱的中低收入国家造成不成比例的冲击，并恶化现有的健康不平等。
其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系统性地构建了从流行病学证据、生物学机制到公共卫生应对的完整叙事链，超越了单纯的现象描述。研究不仅指出了风险，更尖锐地批判了当前传染病与慢性病管理在体系和思维上的割裂，这种割裂导致了监测盲区和应对滞后。作者提出的整合性应对框架——将长期新冠护理、强化监测、社区干预和卫生系统整合联系起来——为决策者提供了可操作的路线图。
最终，该研究是一份有力的行动呼吁。它强调，在“后疫情时代”，早期识别、针对性干预和卫生系统整合不再是可选项，而是保护全球代际代谢健康的必然要求。应对后COVID-19糖尿病，是对全球卫生系统韧性的一次重要考验，也是对能否从一场危机中学习，从而构建一个更公平、更具前瞻性的健康未来的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