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Bridging the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 towards dengue infection in Maharashtra, India: a cross-sectional onlin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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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关注印度高负担地区登革热社区防控的核心难点——公众认知与行为的脱节。针对马哈拉施特拉邦居民，研究人员开展了登革热相关知识、态度与实践（KAP）的线上横断面调查，分析了574份有效问卷。结果发现，尽管参与者的态度和实践得分尚可，但知识水平严重不足。研究确定了教育水平、知识得分和态度得分是良好预防行为的独立预测因子。这为设计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社区参与策略提供了关键证据，对弥补“知-行”差距、有效防控登革热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球蚊媒传染病版图中，登革热（Dengue）始终是一抹刺眼的红。由登革病毒（DENV-1至DENV-4）引发，经伊蚊（Aedes）叮咬传播，其临床谱系从自限性发热，到可致血浆渗漏、出血、休克甚至死亡的严重登革热，构成了沉重的社会经济与公共卫生负担。过去数十年，全球登革热发病率飙升了30倍，超过100个国家深受其扰，而亚洲承载了超过70%的全球负担。印度，作为高负担国家之一，仅2024年就报告了186,567例病例和160例死亡。在缺乏广泛覆盖的有效抗病毒药物或疫苗的背景下，通过社区参与和提高意识来预防疾病，变得至关重要。
然而，一个核心矛盾日益凸显：人们知道登革热危险，态度上也重视，但预防行动真的到位了吗？背后的知识储备又是否扎实？这种知识（Knowledge）、态度（Attitude）与实践（Practice）之间的鸿沟，即“知-行”差距，直接影响着公共卫生的韧性与健康公平。既往在印度的研究虽多，但结果不一，且针对马哈拉施特拉邦这一高发、城乡人口结构多样地区的一般人群综合性KAP数据依然匮乏。这正是本研究试图切入的空白点。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并揭示影响社区防控行为的深层因素，研究团队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上发表了一项针对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居民的大规模在线调查。研究者于2023年9月至10月间，通过社交媒体和数字网络，采用便利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招募了年龄≥15岁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居民参与。研究使用了一份包含28个封闭式问题的结构化问卷，涵盖了人口统计学特征、登革热相关知识、对该疾病的态度以及预防实践。所有收集到的数据经过清理，最终保留了574份有效应答。统计分析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和逻辑回归模型，以评估不同因素与KAP水平之间的关联。
研究首先描绘了参与者的画像。大多数受访者为女性（55.58%），年龄在21-30岁之间（58.19%），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66.02%），且居住在城市地区（60.98%）。平均得分显示，知识（满分30分）平均为14.76±4.19，态度（满分5分）平均为3.89±0.86，实践（满分8分）平均为6.19±1.82，总体KAP（满分43分）平均为24.78±5.35。当以75%的分数线作为“良好”标准时，结果耐人寻味：仅有5.05%的参与者在知识部分达到了良好水平，而在态度和实践部分，分别有67.07%和60.1%的人获得了良好评分。这表明，尽管多数人持积极态度并报告了较好的预防行为，但关于登革热的系统性知识存在显著缺口。例如，虽然绝大多数人（86.41%）知道发热是主要症状，也清楚伊蚊在清洁的积水中繁殖（93.20%），但仅有约一半人正确识别了伊蚊主要在白天叮咬的特性，对社区层面防控措施和政府项目的了解也十分有限。
KAP总分与社会人口学因素的关联
卡方检验分析显示，教育水平是唯一与总体KAP得分显著相关的因素。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的参与者，其KAP达到良好水平的可能性显著高于教育程度较低者。而性别、居住地、感染史和年龄组则未显示出与总体KAP得分的统计学显著关联。
各KAP组成部分与社会人口学因素的关联
进一步的细分分析揭示了更复杂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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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知识和态度显著相关（男性表现相对更好），但与预防实践无显著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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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与知识和态度无显著关联，但与预防实践显著相关，农村居民的实践得分优于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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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与知识和态度无显著关联，但与预防实践显著相关，学历越高，实践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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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史：与态度强烈相关（曾感染者态度更消极），但与知识和实践无显著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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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与知识无关联，但与态度和实践显著相关，年龄≤30岁的年轻参与者表现更好。
良好预防实践的预测因子
逻辑回归分析进一步明确了驱动行为的核心因素。多变量分析确认，更高的教育水平（调整后比值比AOR=1.55）、更高的知识得分（AOR=1.09）和更积极的态度得分（AOR=1.35）是良好登革热预防实践的独立预测因子。这表明，认知（知识）和情感（态度）因素共同作用，并通过教育这一重要渠道，最终塑造了预防行为。
研究的结论与讨论部分深刻剖析了这些发现的意义。首先，研究凸显了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乃至整个印度，公众对登革热存在严重的“知识赤字”。参与者普遍具备基础认知（如症状、媒介），但在关键细节（如蚊虫叮咬时间、治疗方案认知）和系统性知识上存在不足。这种表层认知与深入理解的脱节，是阻碍有效预防的核心障碍。
其次，研究验证了教育在公共卫生干预中的基石作用。教育不仅是提升整体KAP水平的关键，更是连接知识、态度与实际行动的桥梁。它增强了人们对健康信息的理解力，并促进了对预防信息的批判性评估。同时，研究揭示了社会人口学因素对KAP不同维度的差异化影响：性别可能影响信息获取途径，农村地区或许因更强的社区纽带和日常环境清洁习惯而表现出更好的实践，年轻群体对新信息的接受度和行动力可能更强，而个人感染经历更多地影响了其对疾病严重性的感知而非行为改变。
最后，研究强调，成功的登革热控制策略必须是整合性的。单纯的信息灌输不足以促成行为改变。未来的公共卫生努力应聚焦于：1）开展精准的健康教育，填补关键知识空白，特别是关于伊蚊日间活动习性和现有治疗方案的信息；2）培育积极的态度与风险意识，通过社区参与和个性化沟通，提升自我效能感；3）关注结构性因素，如确保教育公平和加强城乡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可及性。唯有通过这种多层次、针对性的综合干预，才能有效弥合“证据”与“行动”之间的鸿沟，构建更具韧性的社区防线，以应对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的持续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