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use among agricultural pesticide handlers in Samarahan, Sarawak, Malaysi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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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热带小农施药者中个人防护装备(PPE)使用不充分的问题，研究人员基于健康信念模型(HBM)，对马来西亚沙捞越三马拉汉地区的297名农药施用者开展了一项横断面调查，旨在评估全副PPE的流行率并识别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全副PPE依从性仅为17.2%，眼部和面部防护用具使用率最低；年龄、从业年限及HBM构成中的感知威胁、行动线索和感知障碍是主要影响因素，感知益处则呈现意外的负相关。研究为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线数据。
农药是全球农业增产的重要工具，但伴随其广泛使用的是一系列不容忽视的职业健康与环境风险。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每年约有3亿农业工人遭受急性农药中毒，而许多病例在中低收入国家未被充分报告。农药暴露不仅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事件，还与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疾病乃至癌症等慢性健康结局紧密相关，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常接触农药的农业从业者。
在热带发展中国家，大量小农户依然仰赖农药维持作物产量，然而，使用农药时个人防护装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的规范穿戴却远非普遍。尽管PPE是阻隔有毒物质与施药者之间的基本防护屏障，但其实际使用情况却因地区、作物和经济条件而异。与高收入国家相对完善的法规和监管体系相比，热带地区的小农常常面临装备成本高、湿热环境下穿戴不适以及难以获取合适设备等多重障碍。研究表明，在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尽管长袖衣物或靴子等基本防护较为常见，但护目镜、面罩和呼吸器等专业防护装备的使用却远不普及。马来西亚的农业，特别是小农经营，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虽然有《1974年农药法案》及相关职业安全法律建议在操作农药时使用PPE，但实际遵守情况并不一致。沙捞越州作为马来西亚重要的农业区，此前缺乏关于PPE使用现状及其决定因素的具体数据。
这一挑战并非纯粹是物质或结构性的问题，个体对风险的感知和利益的权衡在塑造其防护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 HBM）提供了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用以解释个体如何感知自身对特定健康威胁（在此处为农药危害）的易感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和严重性（Perceived Severity），以及感知到的益处（Perceived Benefits）、障碍（Perceived Barriers）、行动线索（Cues to Action）和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如何影响其采取防护措施的意愿。将HBM应用于农药安全领域，可以系统性地理解为何农民在明知潜在风险的情况下，仍可能忽视某些防护实践。
本研究旨在确定马来西亚沙捞越州三马拉汉地区农业施药者全副PPE使用的流行率，并基于HBM识别与PPE依从性相关的因素。该研究不仅提供了该地区PPE使用状况的基线数据，也为理解热带小农农业中防护行为的心理社会维度提供了理论见解。
本研究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期刊。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横断面研究设计，于2025年1月至3月期间，在沙捞越三马拉汉行政区（涵盖阿沙再也、三马拉汉和西孟江三个县）展开调查。研究纳入了过去六个月内亲自参与过农药混合、装载、喷洒、清洗施药设备或处理受污染容器的18岁及以上注册小农。研究采用按比例分层随机抽样法，以三个县作为分层依据，并从各县农业局提供的农民名单中随机抽取样本。数据收集主要通过访员协助或监督下的自填问卷完成。研究工具为经过预测试、具有良好信度的结构化问卷，涵盖人口社会学特征、PPE使用行为、农药安全知识以及HBM的各个构念。统计分析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含目的性变量选择），以识别与全副PPE使用相关的因素。
3 结果
3.1 样本特征与PPE使用流行率
共有297名农民完成了调查，应答率为97.1%。全副PPE依从性被定义为在农药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准备、施用及事后清理）中连续穿戴全部七项必需装备（护目镜、口罩、面罩、长袖衬衫、长裤、橡胶手套和橡胶/PVC靴），其流行率仅为17.2%（51/297）。分项来看，衣裤类防护用品使用率最高（长裤98.7%，长袖衬衫93.9%，靴子91.9%），而眼部和面部防护用具的使用率最低（护目镜39.1%，面罩27.3%）。大多数农民使用了四到五件防护用品。
3.2 与全副PPE使用相关的因素
通过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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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社会学因素：年龄每增加一岁，全副PPE使用的调整后优势比（aOR）为0.887（95% CI [0.839, 0.938]），表明年龄越大，使用全套PPE的几率越低。反之，耕作年限每增加一年，aOR为1.046（95% CI [1.006, 1.088]），表明经验更丰富的农民更倾向于使用全套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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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念模型（HBM）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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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易感性与严重性（合并为威胁评估构念）：得分越高，使用全套PPE的几率越高（aOR = 2.618，95% CI [1.571, 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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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线索：更强的行动线索（如培训、提示）与更高的PPE使用几率相关（aOR = 2.665，95% CI [1.499, 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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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障碍：感知到的障碍越多，使用全套PPE的几率越低（aOR = 0.529，95% CI [0.355, 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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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益处：出人意料的是，感知益处得分越高，反而与较低的全套PPE使用几率相关（aOR = 0.303，95% CI [0.100, 0.921]）。分析认为这可能反映了在湿热环境下穿戴全套装备时，农民在长期健康益处与即时不适感、工作效率下降之间进行了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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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在调整模型中，自我效能与全套PPE使用呈非线性的复杂关系，引入了二次项进行拟合，表明其影响并非简单的正向促进。
4 讨论与结论
4.1 主要发现与意义
本研究发现，沙捞越三马拉汉地区农业施药者的全副PPE使用率很低，眼部和面部防护存在明显的保护缺口。这一模式与热带地区其他研究一致，主要归因于湿热气候下的不适感（如护目镜起雾）以及对这些部位风险的认识不足。
研究证实了HBM在解释小农防护行为中的适用性。感知威胁（对农药危害易感性和严重性的认知）和行动线索是促进PPE使用的关键心理驱动因素，而感知障碍（如成本、不适）则是主要的抑制因素。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感知益处与全套PPE使用呈负相关，这凸显了在现实农业环境中，农民可能更看重即时的工作便利性和舒适度，而非抽象的长期健康收益。自我效能的复杂关系提示，高自信可能源于对风险的习以为常，反而可能导致防护的松懈。知识在调整模型中作用不显著，印证了“知信行”理论中，知识需通过影响信念和感知才能最终转化为行为。
4.2 实践与政策启示
研究结果为设计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了明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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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沟通与教育：应特别关注年长农民群体，强化其对农药暴露，尤其是眼面部暴露的感知威胁。教育内容需具体化、情景化。
- 2.
减少障碍：政府和农业推广部门应着力降低PPE的经济和舒适度门槛，例如推广价格适中、透气性好的防护装备，或提供采购补贴。
- 3.
强化行动线索：在农场、农药售卖点等场景设置视觉提示（如海报、检查清单），将PPE检查纳入农业培训或认证（如马来西亚良好农业规范MyGAP）的常规流程。
- 4.
多部门协作：需要农业、卫生、职业安全及环境保护部门协同合作，从法规（如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OSHA 1994）、供应链（农药零售商）和社区健康促进等多层面综合施策。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无法确证因果关系；样本局限于三马拉汉地区，可能无法完全代表马来西亚其他农业区；PPE使用依赖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回忆偏倚和社会期望偏倚。未来研究可扩大地理范围，采用纵向或干预性设计，并结合直接观察等客观测量方法，以更深入地理解特定PPE用品使用不足的原因，并验证HBM构念之间的相互作用。
总之，这项研究为沙捞越州小农农药安全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基线数据，并基于HBM理论框架，深刻揭示了影响防护行为复杂的心理社会与环境因素。研究强调，提升PPE依从性需要兼顾行为改变策略（如通过教育提升风险认知、提供行动提示）和结构性支持（如改善装备可及性与舒适度、加强法规落实），从而切实减少农药对农业从业者健康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