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Journal》：Preconception Interventions in Women at High Risk of Developing Gestational Diabetes: A Systemat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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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系统评价聚焦于针对高妊娠期糖尿病（GDM）风险女性孕前干预措施的研究现状。通过回顾现有随机对照试验（RCT），本文发现相关高质量证据匮乏。现有研究多关注孕前生活方式干预（饮食/体力活动），但均未能证实其对降低GDM发病率有显著效果。究其原因，样本量不足是关键。文章指出，未来亟需设计严谨、样本充分的RCT，以期为高风险女性提供有效的孕前保健指南，从而改善母婴健康。
孕前干预能否为高风险女性筑起抵御妊娠期糖尿病的防线？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是一种在妊娠期首次识别的高血糖症，通常在产后自行缓解。然而，它对母亲和子代的近期及远期健康构成了双重威胁。母亲面临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剖宫产，以及日后罹患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T2D）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对婴儿而言，巨大儿、大于胎龄儿、早产以及远期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也随之升高。全球范围内，GDM的患病率不断攀升，约影响14%的妊娠，这与产妇年龄增长、肥胖率上升等危险因素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孕期被识别为GDM高风险的女性，从产前干预中获得的益处似乎有限，这促使研究者们将目光投向了更早的窗口期——孕前。
聚焦孕前：一个充满潜力但证据不足的领域
孕期干预在高风险女性中预防GDM的效果不明确，这使得孕前干预成为新的关注重点。观察性研究表明，孕前减重、改善饮食质量、增加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水平与降低GDM风险相关。然而，这些关联性证据距离转化为有效的临床干预方案，还需要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本系统评价的核心目标，正是评估包括行为改变、营养补充和药物治疗在内的孕前干预措施，对降低GDM高风险女性GDM发病率的实际效果。研究采用了严谨的系统评价方法，检索了从2023年2月到2025年12月的多个数据库，并遵循“无荟萃分析的综合”（Synthesis Without Meta-analysis, SWiM）指南进行叙事性综合。
研究发现：证据有限，结论未明
经过严格的筛选，仅有6项随机对照试验（对应9篇出版物，总计909名参与者）符合本研究的纳入标准。这凸显了该研究领域存在巨大的证据缺口。所有研究均在高收入国家（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挪威、美国）进行，干预重点集中在行为改变，特别是饮食和体力活动的联合调整上。其中两项试验的干预仅限于孕前，并在受孕后停止；另外四项则从孕前开始，并持续贯穿整个孕期。
遗憾的是，没有一项研究报告了孕前行为改变干预能显著降低GDM的发生。不过，一个重要的细节是，这6项研究中有5项存在样本量不足（underpowered）的问题，这意味着它们可能因参与人数不够而无法检测到干预措施的真实效果。换句话说，目前的“阴性”结果并非铁证，也可能源于研究本身设计的局限性。
让我们深入了解几项关键试验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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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lan等人（2023年，美国）的研究针对既往有GDM史且超重/肥胖的女性，旨在通过孕前减重来降低GDM复发率。干预组在最初的16周内实现了显著的体重减轻（平均减重5.7%），而对照组仅减重0.7%。尽管干预组在体重控制行为和体力活动方面有所改善，但两组在GDM复发率这一主要结局上没有显著差异。然而，一个有趣的亚组分析发现，无论分组如何，从研究开始到孕前体重减轻越多，GDM复发的几率就越低。具体来说，孕前减重≥5%的女性，其GDM复发几率降低了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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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等人（2021年，澳大利亚）的研究评估了孕前通过极低能量饮食（Very Low Energy Diet, VLED）实现大幅减重对肥胖女性妊娠结局的影响。干预组在12周干预结束时减重效果（平均11.9%）显著优于对照组（3.1%）。然而，在妊娠期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中，两组的空腹血糖无差异，但干预组在服糖后2小时的血糖水平反而高于对照组。该研究同样未发现干预能降低GDM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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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lanc等人的PREPARE试验（2021年，美国） 和R?n?等人的RADIEL试验（2018年，芬兰） 均采用了从孕前持续至孕期的综合生活方式干预。PREPARE试验显示干预组在孕前实现了显著的体重减轻，但在整个孕期的体重增加（Gestational Weight Gain, GWG）反而高于对照组，且未对GDM发病率产生影响。不过，其一项次要分析提示，干预组在孕早期被诊断为GDM的比例可能更低。RADIEL试验则未发现干预对GDM预防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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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jan等人的BEFORE THE BEGINNING试验（2025年，挪威） 评估了限时进食（Time Restricted Eating, TRE）联合运动训练的效果。虽然干预组的孕期体重增加和脂肪增加量低于对照组，但对妊娠期血糖水平和GDM诊断率均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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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gaerts等人的INTER-ACT试验（2025年，比利时） 针对有既往孕期增重过多史的女性，在两次妊娠间期及后续孕期进行干预，同样未在GDM等复合妊娠结局上观察到组间差异。
讨论与展望：挑战与未来方向
本综述的结果表明，目前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孕前干预能有效降低高风险女性的GDM发病率。尽管部分研究观察到了孕前减重、饮食和体力活动行为的积极改善，但这些改变并未能转化为GDM发病率的下降。
这引发了更深层的思考：传统上，我们认为通过降低孕前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和/或控制孕期增重来预防GDM是一条清晰的路径。但新近证据提示，孕前BMI和孕期增重可能通过不同的独立机制影响妊娠结局，而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这可能解释了为何专注于控制孕期增重的干预措施在多
项试验中未能成功降低GDM。未来的干预策略可能需要更精准地靶向这些特定机制，或根据GDM的不同表型（如孕20周前发病的早发型与孕20周后发病的晚发型）进行个体化设计。
此外，除行为干预外，补充剂（如肌醇 myo-inositol）在孕期预防GDM方面的证据正在积累，但在孕前高风险人群中的效果仍需在样本量充分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研究的可行性与参与度也是巨大挑战。本综述纳入的多数试验都面临高流失率、受孕率低于预期等问题，导致最终样本量不足。未来研究需在设计和执行中充分考虑如何提高参与者的招募、保留和长期随访。
结论
总而言之，本系统评价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关于如何通过孕前干预来预防GDM，尤其是在高风险女性中，我们掌握的高质量证据非常有限。现有少数试验因样本量小、统计效能不足，尚无法得出确定性结论。尽管孕前健康优化在理论上是预防GDM及其长期后遗症的黄金窗口，但将其转化为行之有效的临床实践，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迫切需要设计严谨、样本量充足、可能结合行为改变与药物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以填补这一知识空白，最终为制定基于证据的孕前保健指南、改善全球母婴健康结局提供坚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