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院内并发症趋势分析(2006-2022):感染下降,非感染性并发症激增

《Neurocritical Care》:Medical Complications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alysis of Trends in US Admissions from 2006 to 2022

【字体: 时间:2026年02月20日 来源:Neurocritical Car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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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利用2006-2022年美国国家住院患者样本数据,系统分析了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院内并发症的长期趋势。研究发现,尽管感染性并发症(如UTI、肺炎)的患病率有所下降,但非感染性并发症(尤其是ARF和DVT)呈现惊人增长(分别增加近300%和超过200%),且所有并发症均与不良结局显著相关。本研究揭示了当前aSAH管理中的重要风险转移,强调了在继续防控感染的同时,需重点关注并预防急性肾衰竭和深静脉血栓。

  
在脑血管病的“家族”中,有一种被称为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的急症,它以突发剧烈头痛为典型信号,是导致卒中相关残疾和死亡的重要原因。患者即便在成功修复破裂的动脉瘤后,仍面临漫长而凶险的恢复之路。其中,各类医疗并发症是康复路上的“拦路虎”,会显著延长住院时间、增加医疗费用,并与更差的神经功能结局密切相关。随着过去二十年神经重症监护的进步,人们预期aSAH患者的并发症会减少。然而,美国aSAH住院人群正呈现老龄化和共病增多的趋势。那么,在过去十多年里,aSAH患者的院内并发症负担究竟如何变化?哪些类型的并发症有所改善,哪些却在悄然加剧?这对临床实践和未来研究方向有何启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一项基于全美大数据的研究在《Neurocritical Care》杂志上揭晓了答案。
本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利用美国2006-2022年国家住院患者样本(NIS)数据库进行的序列横断面研究设计;使用国际疾病分类(ICD)第九版和第十版修订版编码来识别成人aSAH住院及并发症病例;应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并发症与时间、人口统计学及临床因素的趋势关联;采用NIS蛛网膜下腔出血严重程度评分(NISSSS)和Elixhauser共病指数评估患者病情严重度和基础健康状况。
结果
基线特征
在163,349例加权aSAH住院患者中,女性占68.2%。患者平均年龄为55.6岁,且在研究期间呈上升趋势。平均住院时间为18.8天。约65.5%的患者接受了弹簧圈栓塞治疗,其余接受了动脉瘤夹闭术。
医疗并发症的总体患病率
总体而言,42.4%的aSAH住院患者至少发生一种医疗并发症。尿路感染(UTI, 19.4%)、肺炎(15.4%)和脓毒症(8.0%)是最常见的感染性并发症,而急性肾衰竭(ARF, 7.8%)是最常见的非感染性并发症。随着年龄增长,大多数并发症的患病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年龄和性别标准化并发症患病率趋势
经年龄和性别标准化后,至少发生一种并发症的总体风险在研究期间保持稳定。然而,按并发症类型分层后,趋势呈现显著异质性。ARF的患病率每年增加近300%(年患病率比:1.04),深静脉血栓(DVT)患病率每年增加超过200%(PRR:1.03)。相比之下,UTI和脓毒症的患病率在此期间有所下降。肺炎患病率仅在男性中呈下降趋势。
选定的社会人口学和临床因素与并发症患病率的多变量关联
多变量调整后,女性aSAH住院患者发生至少一种医疗并发症的风险比男性高8%,这主要由女性的UTI患病率高出男性两倍以上所驱动。较高的Elixhauser共病指数与所有并发症风险增加相关。与弹簧圈栓塞相比,动脉瘤夹闭术与较低的胃肠道出血(GIB)风险相关(PRR:0.66),但与较高的DVT风险相关(PRR:1.24)。
医疗并发症与不良结局的关联
所有并发症都与不良结局(定义为NIS-SOM)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在多变量调整模型中,肺炎和脓毒症与不良结局的关联最强。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整了所有并发症后,夹闭术与栓塞术相比,不良结局的风险仍高出13%。
结论与讨论
这项研究提供了美国2006年至2022年间aSAH患者院内医疗并发症患病率的国家级数据,可作为衡量医院护理质量的基准。核心发现是,尽管aSAH住院患者的平均年龄和共病负担在过去十多年间持续增加,但医疗并发症的总体负担并未显著变化。这一“稳定”的表象下,实则隐藏着结构的重大转变:感染性并发症(肺炎、UTI、脓毒症)的患病率普遍下降,这可能是医院感染控制措施和神经重症监护进步的结果。然而,这一积极趋势被ARF和DVT患病率的惊人增长(分别增加近300%和超过200%)所抵消,构成了新的严峻挑战。
研究从临床角度揭示了需要特别关注的易感人群:例如,≥80岁的女性患者UTI患病率超过30%,而≥80岁的男性患者中,肺炎(26.8%)和ARF(28.6%)的患病率高得惊人,提示针对这些高龄亚组需要采取更积极的预防措施。关于ARF和DVT增长的原因,论文进行了深入探讨。ARF的增长可能与患者群体更老、合并症更多、肾毒性药物(如甘露醇)和造影剂使用增加、以及为管理脑血管痉挛(CVS)或迟发性脑缺血(DCI)而进行的血压剧烈波动管理(低血压或诱导性高血压)导致的肾脏低灌注有关。有趣的是,在研究期间,ARF患者中的透析使用比例下降,这可能意味着对轻度ARF的检测和诊断编码意识增强,部分解释了患病率的上升,但这并不能否定ARF与不良结局的强相关性。DVT的增长则可能与患者高龄、合并症、长时间卧床制动、机械通气以及aSAH后的高凝状态有关。即使在调整了年龄和共病负担后,DVT患病率仍随时间上升,提示其他因素(如诊断意识和技术进步导致的检出率提高)也在起作用。无论是真实增长还是检出增加,DVT与不良预后的强关联都表明,当前的预防策略有待优化。
在治疗方式比较上,研究证实了既往认知,即夹闭术相比栓塞术有更高的不良结局风险(PRR 1.13)。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异质性:夹闭术与较低的AMI和GIB风险相关,却与较高的DVT风险相关。这些关联的潜在机制需要在未来的前瞻性研究中进一步阐明。
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它首次在国家层面、跨越长时间维度上,系统描绘了aSAH患者院内并发症的演变全景图。研究结果不仅肯定了在降低感染性并发症方面取得的进展,更尖锐地指出了当前aSAH临床管理中新兴的、且与不良预后紧密相关的风险领域——急性肾衰竭和深静脉血栓。这为临床医生、医院管理者和研究者敲响了警钟:在延续成功的感染防控措施的同时,必须将更多的资源和关注投入到ARF和DVT的预防、早期识别和干预中。例如,优化液体管理策略、审慎使用肾毒性药物、加强血栓预防措施等。此外,研究提供的按年龄和性别分层的详细并发症数据,有助于识别高风险亚组,为实施精准化、个性化的并发症预防方案提供了实证依据,最终目标是改善aSAH这一危重疾病的整体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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