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 and Behavior》：Attitudes, Knowledge, and Worry About HIV in the U=U Era: A Campaign with Before-After Surveys Among HIV-Negative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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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抗病毒治疗使HIV病毒载量不可测（U=U）的个体已无传播风险，但针对HIV感染者的负面态度在男男性行为者（MSM）中依然存在。研究人员通过一项在瑞典MSM中开展的抗污名运动前后重复横断面在线调查，评估了HIV相关知识、态度与关系意愿。研究发现，MSM群体中U=U认知率低，且负面态度与认知水平负相关、与担忧情绪正相关。暴露于反污名运动与更高的知识水平、更少的负面态度、更低的担忧及更强的HIV感染者关系意愿显著相关。该研究强调了在U=U时代，针对认知与情感双重维度设计干预策略对于消除污名的重要意义。
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一个里程碑式的科学发现是“不可测等于不传播”（Undetectable equals Untransmittable，简称U=U）。它意味着，当HIV感染者通过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将血液中的病毒载量持续维持在检测不到的水平时，通过性途径将病毒传染给性伴侣的风险为零。这项被权威研究（如PARTNER研究）证实、并得到全球公共卫生机构认可的结论，理应能彻底改变人们对HIV的认知，进而消除针对感染者的恐惧与污名。然而，现实远非如此简单。
即使在像瑞典这样经济发达、医疗可及性高、并于2017年就将“治疗即预防”（Treatment as Prevention, TasP）及U=U作为国家政策推广的国家，HIV相关的污名与歧视依然顽固存在。一项2021年的调查显示，86%的瑞典公众并不知道在U=U条件下HIV传播风险为零。而对于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这一受HIV影响最深的群体而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他们不仅面临着更高的疾病负担，还常常因HIV而被污名化，这种污名又与针对整个LGBTQIA+群体的社会偏见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困境。负面的态度不仅损害感染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福祉，还会阻碍有效的预防和检测工作。
那么，在这个科学证据日益明确、政策倡导日益有力的时代，为什么针对HIV的污名依然根深蒂固？决定HIV阴性MSM对HIV感染者态度和关系意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认知（知识）与情感（担忧）在其中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了探究这些问题，来自瑞典的研究团队于2020年至2021年间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旨在评估瑞典HIV阴性MSM中与HIV相关的负面态度、知识、担忧以及他们与HIV感染者建立关系的意愿，并同时评估了一项旨在挑战这种污名的反污名运动的效果。这项研究的结果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AIDS and Behavior》。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线上重复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并在两轮调查之间嵌入了一项反污名运动以评估其效果。研究招募了在瑞典居住、年龄≥18岁的HIV阴性MSM作为参与者，通过LGBTQIA+媒体、社交约会平台（如Grindr）以及HIV组织的社交媒体页面进行招募。研究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因素后，分析知识、担忧、态度与关系意愿之间的关联，并检验反污名运动暴露与这些结果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
主要研究发现：
- 1.
知识鸿沟显著：研究纳入的3100名参与者中，高达72%的人未曾接触过U=U信息，仅53%的人知道抗病毒治疗可以预防HIV传播。对于U=U相关的法律条款（如在一定条件下可豁免告知伴侣的义务或使用安全套的义务）的知晓率更低（41%和25%）。
- 2.
负面态度与关系意愿普遍：近一半（46.4%）的参与者表示不愿意考虑与HIV感染者建立关系。负面态度与较低的知识水平显著相关（调整后比值比[aOR] 0.38），并与较高的HIV相关担忧显著相关（aOR 3.66）。
- 3.
知识、担忧与态度的双向作用：更高的HIV知识与更少的负面态度（aOR 0.38）和更高的关系意愿（aOR 3.79）呈显著正相关。而更高的HIV相关担忧则与更多的负面态度（aOR 3.83）和更低的关系意愿（aOR 0.29）相关。这支持了认知（知识）和情感（担忧）路径在塑造污名中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双过程模型”。
- 4.
性取向开放度的保护作用：无论认同为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泛性恋，对自己的性取向持开放态度（即出柜程度高）的参与者，普遍表现出更少的负面态度、更高的知识水平和更高的关系意愿，且并未伴随更高的担忧。
- 5.
反污名运动的积极关联：在第二轮的1132名参与者中，约54%（610人）报告接触到了反污名运动。数据分析显示，与未接触者相比，接触过运动的人拥有更高的HIV知识水平（aOR 1.53）、更少的负面态度（aOR 0.69）、更低的担忧（aOR 0.74）以及更高的与HIV感染者建立关系的意愿（aOR 1.56）。
研究结论与讨论
这项研究揭示了在U=U时代，瑞典HIV阴性MSM群体中认知与情感因素在维系HIV污名中的复杂互动。研究证实，提高关于HIV传播和U=U的准确知识，是减少负面态度和增加与HIV感染者建立关系意愿的关键途径。然而，研究也发现，对HIV的担忧是一个独立于知识之外的强大驱动因素，即使个体具备相关知识，担忧情绪依然可能导致污名化态度和回避行为。这解释了为何U=U的科学事实未能完全消除污名——情感上的恐惧和不信任可能凌驾于理性认知之上。
此外，性取向的开放程度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保护因素。那些对自己的性身份更开放的个体，对HIV相关的污名也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这表明，针对HIV的污名与针对LGBTQIA+群体的社会偏见可能是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因此，成功的反污名策略需要同时处理这两种形式的污名。
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亮点是评估了一项创新的反污名运动，该运动通过将HIV污名与熟知的恐同言论进行类比，旨在引发反思和挑战偏见。研究发现，运动暴露与更积极的结果指标相关联，这提示我们，将U=U的科学信息包装在能够引发情感共鸣、挑战社会规范的信息框架中，可能比单纯的事实传播更有效。它强调了反污名干预需要超越知识普及，主动触及和解决人们深层次的情感焦虑和内化的偏见。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采用方便抽样而非随机抽样，可能限制了样本的代表性；横断面设计无法确证因果关系，例如反污名运动与积极结果之间的关联可能是由于自我选择（即本来就持有较少偏见的人更可能注意到并回忆起该运动）所致；研究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进行，可能影响了参与者的反应。尽管如此，其大样本量、严谨的统计分析以及对认知与情感维度的深入探索，为理解U=U时代HIV污名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宝贵的实证依据。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清晰地表明，要有效应对HIV污名，必须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需要持续、清晰地传播U=U的科学事实，填补知识空白；另一方面，必须正视并处理由恐惧、误解和社会偏见所引发的情感障碍。未来的干预措施应当整合认知教育与情感沟通，并考虑到与性少数身份相关的更广泛的社会污名背景，才能更有效地在HIV阴性MSM群体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促进接纳、减少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