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ting and Weight Disorders - Studies on Anorexia, Bulimia and Obesity》：Exploring th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mensions of childhood obesity: the role of shame, guilt, and eating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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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儿童肥胖中心理因素与行为间的复杂关联，研究人员针对10-18岁青少年，开展了一项探讨自我意识情绪（羞耻与罪恶感）与饮食行为、体力活动及屏幕时间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肥胖儿童焦虑、抑郁、情绪性进食及限制性进食水平更高，体力活动更少，屏幕时间更长。罪恶感与情绪性进食呈正相关，而羞耻感仅在非肥胖儿童中与问题性饮食模式显著相关。该研究强调了将情绪健康干预整合到儿童肥胖管理策略中的必要性。
儿童肥胖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它不仅给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带来沉重负担——例如增加罹患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与一系列心理困扰紧密交织。然而，传统的干预策略往往侧重于饮食控制和增加锻炼，对于肥胖儿童内心世界的情感波澜——尤其是那些指向自我的复杂情绪，如羞耻（shame）与罪恶感（guilt），如何微妙地影响他们的日常行为选择，我们的理解仍显不足。这些自我意识情绪（self-conscious emotions）是仅仅伴随肥胖而来的副产品，还是驱动不健康行为、乃至使肥胖问题陷入恶性循环的关键推手？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一项聚焦于情绪与行为关联的研究在《Eating and Weight Disorders - Studies on Anorexia, Bulimia and Obesity》期刊上发布，旨在深入探查羞耻与罪恶感在儿童肥胖情境下的独特角色。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横断面研究（cross-sectional analysis），共纳入了190名10至18岁的青少年，其中100名被归类为肥胖儿童组，90名作为非肥胖的对照组。研究通过一系列经过验证的心理与行为评估工具来收集数据。这些方法主要包括：使用青少年自我意识情感测试（Test of Self-Conscious Affect for Adolescents， TOSCA-A）来量化羞耻和罪恶感倾向；采用荷兰饮食行为问卷（Dutch Ea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 DEBQ）来评估情绪性进食、外部性进食和限制性进食三种饮食模式；通过儿童体力活动问卷（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PAQ-C）来衡量日常体力活动水平；并借助修订版儿童焦虑与抑郁量表（Revised Children’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RCADS）来筛查焦虑和抑郁症状。所有参与者均完成了这套评估，研究人员随后对两组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探讨了情绪变量与行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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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比较：心理与行为特征
分析结果清晰地揭示了两组儿童在多方面的差异。与没有肥胖的儿童相比，肥胖儿童组报告了显著更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在饮食行为方面，肥胖儿童表现出更多的情绪性进食（即通过进食来应对负面情绪）和限制性进食（有意控制食物摄入）。同时，他们的行为模式也更倾向于久坐：体力活动水平整体较低，而花费在屏幕（如电视、电脑、手机）前的时间则明显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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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情绪与饮食行为的关联
这是本研究的核心发现之一。相关性分析显示，罪恶感与情绪性进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罪恶感倾向越强的儿童，越可能采用情绪性进食的方式，这一关联在肥胖组和非肥胖组中均存在。然而，羞耻感与问题性饮食模式的关系则呈现出不同的画面：羞耻感仅在没有肥胖的儿童群体中与饮食问题显示出显著关联，在肥胖儿童中则未发现这种明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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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情绪与体力活动、屏幕时间的关联
相比之下，羞耻和罪恶感与体力活动水平及屏幕时间的关联要弱得多。总体而言，这两种情绪与儿童的总体力活动或屏幕时间没有普遍性的强相关。唯一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在非肥胖的对照组中，罪恶感与学校相关的体力活动呈现出微弱的负相关，即罪恶感稍强的孩子，在校活动可能略少，但此关联的强度有限。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证实了肥胖儿童在情绪困扰和特定行为模式上面临着更大挑战，他们普遍有更高的焦虑、抑郁水平，并更常采用情绪性进食和限制性进食策略，同时体力活动不足和屏幕时间过长的问题也更突出。更重要的是，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自我意识情绪作用机制的理解。罪恶感作为一种与具体过错行为相联系的情绪，在两个群体中都一致地关联于情绪性进食，提示它可能是跨越体重状态、驱动情绪化饮食的一个共同心理因素。而羞耻感——一种对整体自我感到缺陷的、更有害的情绪——其与饮食行为的关联模式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化则暗示，在肥胖的特定背景下，其他心理或社会因素可能覆盖或改变了羞耻感对饮食的直接影响路径。此外，自我意识情绪与体力活动/屏幕时间关联微弱的结果表明，影响儿童运动与久坐行为的因素可能更为多元和复杂。
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们强有力地提示，针对儿童肥胖的心理社会干预不能仅限于行为矫正，必须将情绪健康，特别是对罪恶感和情绪性进食循环的干预，作为治疗方案的核心组成部分。识别并帮助儿童以更健康的方式处理罪恶感，而非诉诸食物，可能成为提升肥胖管理效果的关键。本研究属于证据等级III级的横断面分析，其结论揭示了变量间的关联，但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未来需要通过纵向研究来追踪这些情绪与行为随时间的变化轨迹，并进一步探索在儿童不同发展阶段，羞耻与罪恶感对其健康行为影响的演变规律，从而为制定发展适宜性的精准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