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an Vaccines & Immunotherapeutics》：Understanding the practices and perceptions of Chinese older adults towards vacci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A qualitative study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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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深度访谈与扎根理论分析，探讨了安徽省农村老年人在新冠疫情前后对疫苗接种的复杂认知与行为模式。研究发现，其接种决策深受政府行动、集体主义文化、个体健康信念及代际责任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研究为提升老年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疫苗接种率提供了兼具公共卫生与社会学视角的干预策略启示。
引言背景
在全球范围内，COVID-19大流行对公共卫生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疫苗接种作为防控传染病的关键工具，在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和保护易感人群方面至关重要。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老年人（尤其是60岁及以上人群）的感染性疾病发病与死亡风险显著增高。相比于城市地区，中国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更高且医疗资源相对匮乏，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更高，这不仅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加重了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在此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变得尤为关键。尽管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得到充分证实，但老年人的疫苗犹豫问题仍然突出，例如中国60岁及以上人群的流感疫苗接种率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现有研究多从公共卫生视角出发，采用定量方法探讨影响因素，未能充分考虑社会文化环境、个体心理体验、社会支持体系及自我认同等社会学因素。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在新冠疫情严重时期（2022年5月）和后疫情时代（2024年5月）对安徽省13名农村老年人进行了两轮深度访谈，旨在从多维、多层视角揭示影响农村老年人疫苗接种认知与行为的复杂因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于2022年5月（疫情严重期）和2024年5月（后疫情时代）招募了安徽省13名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并进行了两轮深度访谈。访谈提纲涵盖了老年人对COVID-19、流感及肺炎疫苗的行为、相关经历、心理认知及动机。访谈在参与者家中进行，每次约40分钟，并进行了录音和逐字转录。数据分析采用扎根理论，使用NVivo 14软件辅助编码，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阶段提炼主题。参与者包括7名女性和6名男性，年龄在60-88岁之间（平均66.5岁），来自安徽省的亳州、蚌埠、六安和宣城市。在过去三年中，13人中有12人接种了三剂COVID-19疫苗，2人接种了流感疫苗，1人因动物咬伤接种了狂犬病疫苗，另有1人未接种任何疫苗。
第一轮访谈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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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冠疫情的认知：受访老年人对疫情表现出“严重性”与“相对安心”并存的双重感知。一方面，他们认为COVID-19传播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是前所未有的严重事件；另一方面，通过与历史困难时期（如60年代饥荒）对比，他们认为在政府的支持下，情况并未到绝望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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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行动的认知：信任、认可、理解与期望：老年人对政府的防疫工作表现出高度信任与认可，理解并支持疫苗接种等管控措施，认为这是保障公共安全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对政府的科学精准防控策略及其成效表示肯定，并期望政府加强公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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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民责任的认知：集体主义：在集体主义价值观驱动下，老年人强调在防疫中服从与合作的重要性，将履行公民责任融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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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冠疫苗接种的认知：必要性与降低机会成本：老年人普遍认同接种COVID-19疫苗的必要性，将其视为缓解疫情恐惧、减少暴露风险的关键方式。部分人表现出“后悔规避”心理，担心因未接种而承担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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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或新冠疫苗接种对其他疫苗态度的影响：互动效应与注意力偏差：疫情与全国性的接种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老年人对疫苗的整体认知，使部分人开始关注流感等其他疫苗。但同时，部分老年人对疫苗的关注度过度依赖政府是否强制接种，认为政府未强调的疫苗（如流感、肺炎疫苗）就不重要，形成了注意力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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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群体关系的认知：自我边缘化与“不值得”感：部分老年人存在自我认同偏差，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对社会贡献有限，在疫苗等资源分配中应优先让给年轻人、医护人员等“更有用”的群体，表现出自我边缘化和“不值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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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接种决策的因素：组织推动与主观感知：疫情期间，政府与党组织的号召、社区积极组织的接种活动及提供的个性化便利服务（如微信群通知、上门接种）、以及进入公共场所需查验接种证明等政策，是推动老年人接种的关键客观因素。主观上，部分老年人则担忧疫苗副作用、与基础病冲突，同时也认为接种与否是个人选择。
第二轮访谈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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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行动的认知：信任、理解与期望：疫情进入常态化管理后，老年人仍对政府表示理解与信任，并期望政府能落实好既定政策，保障民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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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冠疫苗接种的复杂感受：老年人对疫苗的价值予以肯定，但也对副作用和有效性存有疑虑，部分人受到关于疫苗无效或有害的谣言影响，内心感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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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疫苗接种的态度：分化：后疫情时代，老年人对（未来）接种COVID-19疫苗或其他疫苗的态度出现明显分化。有人明确拒绝任何疫苗接种，理由是“身体好”；有人持观望态度，取决于疫苗是否“对身体有好处”；也有人表达了积极的接种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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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或新冠疫苗接种对其他疫苗态度的影响：负面结果关联、注意力偏差与接种服务差异：受新冠疫苗接种经历影响，老年人将对疫苗有效性的疑虑延伸至其他疫苗。注意力偏差仍然存在，但表现为因政府防控重点转移、疫情管理常态化后，认为接种（包括其他疫苗）的必要性下降。此外，相较于新冠疫苗接种的便利服务，流感和肺炎疫苗的接种服务（如缺乏通知、需自行前往接种点）明显不足，这也影响了他们的接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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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群体关系的认知：自我边缘化与“不值得”感：与第一轮类似，老年人仍表现出在社会定位中的自我边缘化认知，认为应优先给年轻人和社会中坚力量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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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接种决策的新因素：除了第一轮已识别的因素，专业和知识权威（如医生建议、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意见）成为新的重要驱动因素。代际责任感（为保护家人尤其是孙辈健康）也促使部分老年人选择接种。同时，健康信念偏差开始显现，部分老年人因自认“身体好”而拒绝接种。
整合社会学与公共卫生视角的独特价值
本研究整合了公共卫生与社会学双重视角进行分析。从公共卫生视角看，受访者对疫情严重性的感知源于其客观特征（传播广、时间长）；从社会学视角看，这种感知嵌套于其历史经验与集体主义文化框架中。在接种实践上，便利的社区服务、接种查验政策是关键客观驱动因素；而社会学视角则揭示了受访者的自我边缘化认知抑制了接种，同时代际责任和对专业权威的信任成为后疫情时代新的主观驱动力。对于流感和肺炎等常规疫苗接种率低的问题，从公共卫生视角可归因于其优先级相对较低、服务可及性不足；从社会学视角看，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导致受访者的注意力紧密跟随政府工作重点，产生了显著的注意力偏差。
概念框架构建
基于两轮深度访谈结果，研究构建了两个概念框架以观察参与者认知与实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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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一（基于第一轮访谈）：展示了疫情严重时期影响农村老年人疫苗相关认知与实践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对政府防疫政策的信任、认可、理解与期望，以及集体主义思维驱动了对措施的主动配合，但也导致了对常规疫苗的注意力偏差。同时，自我认同偏差影响了其接种决策，而新冠疫苗接种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对其他疫苗的看法。此外，接种状态查验政策和社区积极组织的接种也是推动老年人接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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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二（基于第二轮访谈）：揭示了与第一轮相比因素及其关系的变化。随着疫情发展，老年人个体意识逐渐觉醒。专业权威（医生）和知情家庭成员（大学生子女）成为疫苗接种的新动力。然而，健康信念偏差也浮现，部分老年人以“身体好”为由拒绝接种。对政府的信任依然存在，但期望更多转向政策落实与疫苗质量监管。政府疫苗接种推广力度的减弱降低了疫苗优先级，并将对新冠疫苗的疑虑延伸至其他疫苗，加之常规疫苗缺乏便利服务，进一步加深了对它们的忽视。
与框架一相比，框架二包含了更多代表接种阻碍的红色箭头，表明中国农村老年居民的疫苗犹豫因素变得更加突出。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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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动对疫苗接种的双重影响：疫情高峰期，政府对疫苗接种的强调以及社区的高效服务模式（如微信群通知、上门接种）是推动新冠疫苗接种的关键。这体现了政策驱动服务提供的有效性，也源于公众基于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对政府权威的心理认同。然而，当后疫情时代政府降低对新冠疫苗接种的强调时，习惯于自上而下指令的整个执行体系可能随之弱化，导致公众形成“政府不强调就不重要”的认知（注意力偏差）。研究还发现，受疫苗谣言影响，老年人对疫苗安全性质量存疑，并期望政府加强监管。这表明若政府未能通过持续的服务和可靠信息维持信任，公众对公共卫生措施的配合度可能随政策关注度下降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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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在提高公共卫生措施依从性方面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集体主义作为社会文化因素，激励老年人将接种疫苗视为履行公民责任、响应国家号召、维护集体利益，这是中国语境下独特的促接种机制。另一方面，集体主义也可能导致注意力偏差，使老年人过度依赖政府信号来决定公共卫生策略的重要性，从而忽视非强制接种的疫苗。这反映了一种由集体主义塑造的“政策驱动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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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意识的觉醒对疫苗接种具有双重影响：随着疫情发展和信息获取，老年人的个体意识逐渐增强，接种决策从“集体驱动”转向“个人选择”。一方面，他们更倾向于依赖专业权威和知情家人的建议做出决策，这种觉醒有助于促进自愿接种行为。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基于个人健康状况（如自认“身体好”）做出接种决策的个体意识，这暴露了健康信念偏差。同时，对疫苗相关谣言的质疑以及对流感、肺炎疫苗的不了解，也反映了老年人在决策时易受主观感知信息影响，而这些信息往往不完整或缺乏权威性。因此，通过权威渠道向老年人传递准确信息，引导其形成科学健康观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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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心理获益是促进接种意愿的关键因素，而感知实际获益影响人们对疫苗接种的长期信心：感知心理获益指个体主观评估并相信某些行为或干预可能通过降低疾病威胁带来积极心理结果。在本研究中，老年人选择接种新冠疫苗以缓解感染担忧和压力，是由规避后悔的心理驱动的。然而，当疫苗接种的实际效果未达预期（如接种后仍感染），不仅会严重影响老年人对新冠疫苗的信任，还会波及其他疫苗。这凸显了在疫苗推广和接种中确保疫苗实际效力和安全性的极端重要性，同时需加强关于疫苗效果和副作用的科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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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我认同与代际责任影响接种率：自我边缘化认知是中国农村老年人接种疫苗的独特障碍。他们将自己置于社会资源分配的边缘，认为接种疫苗是浪费社会资源。这种认知反映了老年人朴素的利他主义和对个人健康的忽视。在第二轮访谈中，代际责任感的出现增强了老年人的接种意愿。一方面，老年人出于保护子女健康的责任感而选择接种；另一方面，他们开始主动接受子女的关怀，子女建议成为接种行为的关键驱动力。这种“长者护幼，幼者顾长”的双向关怀动态为干预提供了新路径。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13名参与者的两轮深度访谈，结合扎根理论分析，探讨了新冠疫情期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的认知特点与接种实践。结果表明，老年人对疫苗接种的认知与实践是复杂的，受到政府行动、社会文化信念、个体认知和心理体验的影响。因此，基于本研究结果，可实施以下针对性措施以提升农村老年人群的疫苗接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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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老年人对权威信息的依赖及健康信念偏差，应通过医生、社区工作者等可信渠道传递关于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科学依据信息，以纠正“身体健康者无需接种”或“老年人接种无用”等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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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社区服务在疫苗接种推广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常规疫苗接种服务的可及性不足，应优化社区接种服务。借鉴新冠疫苗接种期间的高效服务模式，为流感、肺炎疫苗等常规疫苗建立主动通知机制和上门接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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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代际关系对接种决策的影响，在接种工作中利用代际责任。鼓励子女向老年父母或祖父母传播科学接种知识，同时通过“孙辈健康需要长辈保护”等情感诉求强化老年人的接种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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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集体主义文化带来的注意力偏差，将常规疫苗接种纳入政府公共卫生宣传重点，防止老年人因政策可见度降低而忽视非强制性疫苗接种。
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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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代表性不足。13名受访者均来自安徽省农村地区，样本量小、地域多样性有限，难以涵盖不同农村地区的差异，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外推性受到限制。同时，由于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差异，本研究结论和建议可能适用于中国或背景相似的国家，但不一定适用于西方国家。定性研究更关注对行动者行动逻辑的解释性理解而非样本代表性。通过两轮疫情前后的深度访谈，本研究表明疫苗犹豫并非静态的个人态度，而是随疫情动态、政策调整和信息环境变化而演变的“情境产物”。受访者来自内陆人口大省，其社会经济状况、治理模式和公众情绪与大多数其他内陆地区高度相似，因此研究结果可为理解中国内陆地区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及其决定因素提供有益参考。
- 2.
部分参与者只能用方言表达观点。在文本转录时，我们在不改变其原意的原则下将部分方言词汇转换为普通话表达，但仍存在细微语义偏差的风险。
- 3.
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诠释可能影响了编码和主题分析的结果，带来一定程度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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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的回忆偏差可能影响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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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未探讨性别偏见、少数民族文化障碍或宗教信仰如何影响农村老年人的接种决策。访谈地点并非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宗教信仰不普遍，13名参与者均未提及相关话题，因此我们假定这些因素对当地疫苗接种影响甚微。
未来研究可扩大研究范围和样本结构，纳入不同地区、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背景的群体，深入分析民族文化习俗、传统健康观念等因素对疫苗接种相关认知与行为的影响，为制定有针对性的跨文化疫苗接种推广策略提供依据。此外，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性别偏见对农村老年人接种意愿的影响。方法上可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结合进行相互验证，以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普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