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One》：Psychological and lifestyle correlates of eating behavior and adiposity: Structural and latent profile modeling
编辑推荐：
本文系统整合了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MS)、情绪调节困难(DERS)、压力、社会支持、饮食行为、饮食质量(UDI)、体力活动与肥胖指标(BMI, WC)等多个维度，在一个综合框架中揭示了心理脆弱性与生活方式因素对饮食失调及肥胖的共同影响，并识别了高风险与低风险人群的潜在剖面，为肥胖的多维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
背景
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MS)是个体在童年期因情感需求未满足或不良人际经历而形成的持久性认知-情感模式。已有研究指出，EMS与情绪调节困难(DERS)、压力、社会支持等心理社会因素，以及情绪性暴食(EO)、习惯性暴食(HO)、饮食节制(DR)等不良饮食行为相关，并可能影响肥胖指标如身体质量指数(BMI)和腰围(WC)。然而，将这些机制与饮食质量、体力活动等具体生活方式因素整合在一个综合框架中的证据依然有限。本研究旨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潜在剖面分析(LPA)来检验一个关于成年人饮食行为与肥胖的心理和生活方式相关因素的综合模型。
方法
本研究通过分层立意抽样，招募了1500名年龄在18-65岁的成年人作为社区样本（女性占53%）。参与者完成了一系列经过验证的量表，用于测量EMS、DERS、感知压力(PSS-10)、感知社会支持(MSPSS)、饮食行为(QERB)、饮食质量(FFQ-6计算的UDI)以及体力活动与久坐行为(IPAQ-SF)。BMI和WC由研究人员使用标准化程序进行测量。数据分析采用SEM检验直接、间接和条件性关联，并通过多组分析考察性别和年龄差异。同时，使用LPA识别具有不同心理和生活方式特征组合的亚组。
结果
- 1.
认知-情感机制：EMS与DERS呈强正相关(β = 0.71， p < .001)，支持了假设H1。DERS与情绪性暴食(EO)和习惯性暴食(HO)呈正相关，与饮食节制(DR)呈微弱的负相关，部分支持了假设H2。值得注意的是，EMS与三种饮食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直接关联，表明EMS对饮食失调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直接作用，而非完全通过情绪调节困难中介。DERS通过饮食节制(DR)和饮食质量(UDI)对肥胖指标(BMI, WC)的间接效应虽然显著，但效应量非常微小，表明情绪调节在关联EMS与远端肥胖指标中的作用是有限且选择性的。
- 2.
生活方式与饮食质量：情绪性暴食(EO)、习惯性暴食(HO)和饮食节制(DR)均与更高的不健康饮食指数(UDI)得分相关(β = 0.15–0.31，所有p < .001)，支持了假设H7。更高的UDI得分又与更高的BMI (β = 0.20, p < .001)和WC (β = 0.11, p < .001)相关，支持了假设H8。此外，更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更低的BMI和WC相关，而更长的久坐时间则与更高的BMI和WC相关，支持了假设H9。这表明生活方式行为是独立于心理路径之外、与肥胖相关的重要因素。
- 3.
情境调节因素：压力与社会支持：感知压力对EMS与DERS之间关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β = 0.02， p = .310)，假设H4未获支持。然而，感知社会支持对EMS-DERS路径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β = –0.05， p = .007)，支持了假设H5。这意味着，更高的社会支持可以缓冲（减弱）EMS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的关联，尽管这种缓冲效应较小。
- 4.
性别与年龄差异：多组SEM分析显示，年龄组之间未发现显著的路径差异。然而，性别分组模型揭示了结构性差异：DERS与情绪性暴食(EO)和习惯性暴食(HO)的关联在女性中显著强于男性（相关路径系数在女性中更高），部分支持了假设H6。
- 5.
潜在剖面分析：LPA支持了一个两剖面的解决方案（高风险 vs. 低风险），支持了假设H10a。与假设一致，高风险剖面(H10b-d)的特征表现为：更高的EMS、DERS、压力水平；更低的社会支持；更高的EO、HO、DR和UDI得分；更低的体力活动和更高的久坐时间；以及显著更高的BMI (29.8 vs. 21.8)和WC (99.8 vs. 80.0 cm)。此外，女性和更年轻的成年人更可能属于高风险剖面，支持了假设H10e。
讨论
本研究在一个大型成人样本中测试了一个连接心理、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因素与肥胖的综合模型。主要发现强化了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MS)作为与饮食失调和肥胖相关的跨诊断性认知-情感脆弱因素的作用。情绪调节困难(DERS)在EMS与饮食行为（特别是饮食节制）之间的关联中扮演了选择性且有限的中介角色。同时，生活方式行为（如饮食质量和体力活动）对肥胖指标具有独立的解释力，强调了肥胖成因的多维性。
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对EMS-DERS关联具有缓冲作用，这突显了社会资源作为保护性因素的重要性。性别差异的分析结果表明，女性在情绪调节困难与不良饮食行为之间的关联更强，提示干预措施需要考虑性别特异性。
潜在剖面分析揭示了清晰的高风险与低风险人群划分，高风险人群在心理脆弱性、不良行为和较差的健康指标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这为基于人群异质性的精准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了依据。
结论
总而言之，本研究结果表明，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MS)主要通过直接而稳固的路径与不良饮食模式和肥胖相关联，而通过情绪调节困难、饮食节制和饮食质量的间接通路则相对微小且具有选择性。生活方式因素对肥胖结果具有独立的贡献，而社会支持作为EMS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的保护性调节因素，其作用虽小但具有一致性。女性表现出情绪调节困难与不良饮食行为之间更强的关联。
这些发现强调了在考察肥胖通路时，需要采取整合性的方法，同时考虑认知-情感脆弱性、情境资源和具体生活方式行为。研究结果为发展多维度的、对情境敏感的肥胖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基础。未来的研究应通过纵向设计来验证这些关联的因果方向，并纳入更广泛的生物学、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以构建更全面的肥胖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