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伊巴丹北部五岁以下儿童照料者的霍乱预防实践

《Discover Public Health》：Cholera preventive practices among caregivers of under-five children in Ibadan North, Nigeria

为应对霍乱（Cholera）在儿童中的高负担问题，研究人员在尼日利亚伊巴丹北部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评估了311名五岁以下儿童照料者的预防行为。结果显示，虽然多数照料者有良好卫生习惯，但水净化和食物卫生方面存在显著不足，而高等教育水平是良好预防行为的关键预测因子。该研究为当地制定针对性的社区干预和健康教育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霍乱，这种由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引起的急性腹泻传染病，至今仍是全球，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威胁。它通过被污染的食物或水源传播，若不及时治疗，可导致严重脱水和死亡。在尼日利亚，霍乱的阴影挥之不去，2021年那场席卷全国33个州及联邦首都区的疫情，造成了超过11万例疑似病例和3604人死亡，病死率高达3.2%。尤为令人揪心的是，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的五岁以下儿童，在这场战役中显得格外脆弱，承担了不成比例的发病与死亡负担。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尽管全球和尼日利亚本国都制定了包括提供安全饮水、改善环境卫生、推广良好卫生习惯和使用口服霍乱疫苗在内的综合防控策略，但知识向实际行动的转化似乎存在一道无形的鸿沟。以往在拉各斯、卡诺和伊巴丹等地进行的研究不断揭示出家户层面在水处理、食品卫生和洗手行为上存在的缺口。照料者，作为守护幼儿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他们的知识与实践直接决定了孩子的风险暴露水平。然而，在伊巴丹北部——这个因快速城市化、高人口密度和有限基础设施而面临更高霍乱风险的地区，我们对当地照料者究竟如何实践霍乱预防知之甚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聚焦于伊巴丹北部五岁以下儿童照料者的研究应运而生，旨在揭开预防实践的真实面纱，寻找突破瓶颈的关键，相关成果发表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上。

为了回答核心问题，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技术方法：首先，研究设计为横断面研究，在特定时间点收集数据以描述现状。其次，采用多阶段抽样技术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从伊巴丹北部地方政府的12个区中随机抽取6个；在每个被抽中的区随机抽取5条街道；最后在街道内随机抽取拥有五岁以下儿童的家庭，并在多照料者家庭中随机选择一名受访者。数据收集的核心工具是一份经过预测试、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98）良好的访谈员管理式半结构化问卷，问卷内容改编自先前已验证的尼日利亚研究。最后，使用SPSS version 28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以探索影响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研究共纳入了311名照料者。他们平均年龄为32.14±6.41岁，绝大多数为女性（92.9%）和已婚（87.1%）。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年龄在25-34岁之间（56.3%）。在教育背景方面，超过半数拥有中学学历（51.4%），拥有高等教育（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也占相当比例（38.3%）。在职业构成上，近一半是商人（49.8%），其次是自雇者（28.3%）。大多数家庭（68.2%）有一名五岁以下儿童。

Cholera preventive practices

在具体的霍乱预防行为上，照料者的表现参差不齐。尽管有67.2%的人表示总能保持家庭环境清洁，但只有39.9%的照料者会在使用前净化饮用水。在食品安全方面，58.5%的照料者确保食物被彻底煮熟，46.6%会在食用前用干净水清洗水果。超过半数（55.0%）的照料者会避免使用受污染的水源，67.8%的人表示会让儿童远离霍乱暴发区域。

Handwashing practices

洗手行为是预防的关键环节。数据显示，70.1%的照料者表示上厕所后总会洗手，67.8%的人饭后总会洗手。然而，在喂养儿童前总会洗手的比例降至50.5%，处理家庭垃圾后总会洗手的比例为52.4%。一个尤为突出的短板是，只有39.2%的照料者在洗手时总会使用肥皂。

Categories of preventive practice

通过综合评分将行为分类后发现，在总体预防实践上，多数照料者（81.0%）表现出良好水平。单独的洗手实践评分也显示，大多数（87.8%）为良好。这似乎与前述具体行为数据中存在的短板（如低水净化率和肥皂使用率）形成对比，提示综合评分可能掩盖了某些关键单项行为的不足。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nd preventive practices (Chi-Square Test)

卡方分析揭示了社会人口学因素与预防实践之间的显著关联。教育水平是影响最大的因素，拥有高等教育的照料者其预防实践显著优于教育水平较低者。职业也有显著影响，与商人相比，正式员工（公务员和私营企业雇员）表现出更好的预防行为。而婚姻状况和五岁以下儿童的数量则未显示出与预防实践的显著关联。

Factors influencing preventive practice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进一步的逻辑回归分析量化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模型证实，与高等教育水平的照料者相比，仅接受过小学教育的照料者从事良好预防行为的比值比（OR, Odds Ratio）显著降低（OR=0.083）。从事正式工作的照料者比无业者（包括学生和失业者）更可能采取良好预防行为（OR=0.23）。此外，拥有三名五岁以下儿童的照料者，其采取良好预防行为的可能性更高（OR=2.26）。值得注意的是，模型给出了一个极高的比值比：高等教育对应良好预防行为的OR值为214.78，但其95%置信区间（95% CI）非常宽（35.00–1317.94），提示模型可能存在不稳定性，这一结果需谨慎解读。

综合来看，这项研究得出了清晰的结论：在伊巴丹北部，照料者们对霍乱预防有普遍的认知，但在将知识转化为持续、全面的实践方面存在明显差距。特别是家庭饮用水净化率低和洗手时肥皂使用率不高，构成了防控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讨论部分深刻剖析了这些发现。研究指出，较高的环境清洁率与较低的水净化率之间的反差，可能与水资源获取困难、长期形成的习惯以及对水传播风险认知不足有关。洗手行为中“事后”（如厕后）优于“事前”（喂养前）的模式，也反映了行为改变的复杂性。教育被证明是最强有力的预测因子，高等教育的照料者更可能采纳科学的预防措施，这凸显了通过教育赋能个体的长远价值。有趣的是，与一些预期不同，性别等因素在本研究中并未显示出显著影响，这表明干预措施应超越简单的人口学分类，聚焦于可改变的知识、态度和资源获取途径。

这项研究的意义深远。它不仅为伊巴丹北部提供了宝贵的本地化证据，揭示了“知易行难”的具体症结，更重要的是为尼日利亚乃至面临类似挑战的中低收入国家指明了行动方向。研究结果直接呼应并支持了尼日利亚疾病控制中心的“停止霍乱”计划及全球霍乱控制工作组（GTFCC）的路线图，强调必须加强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教育，特别要提升对水处理和关键时机洗手（如喂养前）重要性的认识。同时，改善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的可及性是阻断传播的物理基础。最终，通过整合政策支持、社区参与和医疗卫生服务（如将霍乱预防教育纳入产前产后保健），构建多层次的防御体系，才能更有效地保护最脆弱的儿童群体，朝着消除霍乱的目标稳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