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for Bystande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Use in Diverse and Underserved Cities in Los Angeles County,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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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发表于2024-2025年的研究，聚焦于洛杉矶县社会经济地位（SES）低、少数族裔人口占比高、且旁观者心肺复苏（CPR）与自动体外除颤器（AED）使用率历史低迷的加迪纳和康普顿市。通过焦点小组访谈，该研究系统地识别了在获取CPR/AED培训（如信息缺口、培训成本、对医疗系统的不信任）以及在实际紧急情况下施救（如信心不足、对法律责任的误解、社会文化规范）两方面的多层次障碍。研究同时指出了关键的促进因素，包括为家庭和社区做准备的强烈意愿、培训激励措施以及对911调度员的信任。这些发现为针对特定社区设计干预措施，以弥合急救（Emergency Cardiovascular Care）中的健康不平等、提高院外心脏骤停（OHCA）生存率提供了关键的实证依据。
背景
院外心脏骤停（OHCA）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在美国，紧急医疗服务（EMS）每年处理大量OHCA病例，但存活出院率仅约10%，神经功能完好存活者更少。实施旁观者心肺复苏（CPR）并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可使生存机会翻倍。尽管如此，仅有约42%的OHCA患者能获得旁观者CPR，在EMS到达前有AED被应用的比例更是低至13%。为提升OHCA生存率，美国心脏协会的“2030年紧急心血管护理影响目标”呼吁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和高比例少数族裔社区中，努力提高旁观者CPR/AED的使用率。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深入探讨在资源匮乏和服务不足的社区，特别是亚裔人口占比较高的社区中，导致旁观者CPR和AED使用率低下的具体因素。
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是一项定性研究，于2024年9月至2025年5月期间，在洛杉矶县历史上旁观者CPR/AED使用率极低的加迪纳和康普顿市进行。研究团队与社区组织合作，并成立了社区咨询委员会，共同制定研究方案。通过有目的性和滚雪球式抽样，研究共招募了124名参与者，并举办了20场焦点小组讨论，语言涵盖英语、西班牙语、日语和韩语，以确保覆盖主要语言群体。每组有3至8名参与者，讨论持续约60分钟。研究获得了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并遵循了定性研究报告的规范。
参与者特征
在124名参与者中，67%为女性。种族/民族构成多样：44%为西班牙裔/拉丁裔，29%为亚裔，19%为黑人。亚裔中包括菲律宾、日本和韩国裔。参与者年龄分布较为均匀，涵盖18岁至80岁以上的各个年龄段。大部分参与者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家庭年收入普遍较低。
主要发现：四大主题
通过扎根理论分析，研究结果被归纳为四大主题，并进一步按社会生态模型（Social Ecological Model）划分为个体、人际、社区/系统三个层面。
主题一：获取CPR/AED教育与培训的障碍
- 1.
个体层面：低优先级。许多参与者表示，在面临基本生活需求和财务压力时，CPR/AED培训并非首要考虑事项。对承担责任的恐惧。有些人担心，一旦获得培训，将背负在紧急情况下必须出手相助的道德压力，这可能引发焦虑和自我怀疑。公共信息缺口。参与者普遍感到缺乏关于CPR/AED是救命关键技能的有效宣传和信息。
- 2.
人际层面：缺乏相关讨论。CPR/AED在日常社交对话（家庭、学校、工作场所）中几乎从不被提及，导致社区认知度低。
- 3.
社区/系统层面：培训资源可及性差。具体障碍包括：课程费用高昂、培训地点遥远导致交通不便、缺乏非英语（如西班牙语、日语、韩语）培训课程、时间安排不灵活（如缺少晚间或周末课程）、以及缺乏托儿服务。感知的政府支持不足。参与者普遍认为地方政府在推广和支持CPR/AED教育方面作为有限，缺乏资金投入和公众宣传。社会经济差距与对医疗系统的不信任。参与者指出，与更富裕的社区相比，其所在社区的资源分配不均。历史遗留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如提及塔斯基吉研究）和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进一步削弱了参与培训的意愿。
主题二：获取CPR/AED教育与培训的促进因素
- 1.
个体层面：提升个人应急准备的渴望。许多参与者希望学习CPR/AED以增强自信，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保护自己和家人。他们对比了火灾、地震等有明确预案，而心脏骤停应对知识却存在明显缺口。激励措施。免费或低成本培训，以及提供餐食、礼品卡、抽奖机会等满足“基本需求”的激励，能有效提高参与积极性。
- 2.
人际层面：为社交角色而培训。工作（如医疗、安保）、学校课程、成为寄养家庭等强制性要求，是许多人参与培训的主要驱动力。为家庭做准备。为了保护家人（特别是孩子和老人），或希望家人学会以在必要时拯救自己，是学习CPR/AED的强烈动机。亲历家人因心脏问题去世等重大生活事件，也会促使人们重新评估培训的重要性。
- 3.
社区/系统层面：社区集体准备的愿望。一种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互助精神，激励着参与者希望提升整个社区的应急准备能力。
主题三：提供旁观者CPR和使用AED的障碍
- 1.
个体层面：信心不足。这是最主要的障碍，源于对心脏骤停识别、CPR操作技巧、AED使用方法的知识欠缺，以及不知道AED存放位置。对资质和法律责任的误解。普遍存在一个关键误区，即认为只有持有证书的“合格”人员或医疗专业人员才能进行CPR或使用AED。同时，许多人担心如果施救不成功，会面临法律诉讼。对人身安全和情感压力的担忧。施救者担心在危险环境中受伤、通过人工呼吸感染疾病、被受害者或其家人报复，以及AED会误伤自己。他们也害怕因操作不当（如按断肋骨）而对受害者造成额外伤害。失败可能带来的情感创伤和负罪感也令人却步。
- 2.
人际层面：社会动力学因素。参与者提到了“旁观者效应”（即人越多，个体出手相助的责任感越分散）、现代社会人际冷漠的普遍现象，以及“少管闲事”的文化规范。社区凝聚力不足和种族/民族隔阂也可能影响施助意愿。
- 3.
社区/系统层面：AED可及性差。社区内公共可用的AED数量明显不足，且公众对其存放位置普遍缺乏了解。
主题四：提供旁观者CPR和使用AED的促进因素
- 1.
个体层面：对CPR/AED的普遍认知。尽管了解不深，但大多数参与者通过学校、电视等渠道听说过CPR，AED的认知度相对较低。
- 2.
人际层面：经过培训后愿意施救的意愿。如果经过适当培训，参与者表现出强烈的意愿，愿意对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施以援手，体现出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
- 3.
社区/系统层面：信任911调度员。参与者表示，如果能在施救过程中通过电话获得911调度员的实时指导，他们将更有信心和勇气实施CPR或使用AED。
讨论与意义
本研究在包括亚裔美国人在内的更广泛多元文化群体中，验证并扩展了十多年前类似研究在非裔和西班牙裔社区中的发现，表明这些阻碍CPR/AED推广的深层问题在服务不足社区中持续存在。研究强调了AED使用面临的独特障碍，如极低的公众认知度和“仅限专业人员使用”的普遍误解。传统的、非针对性的培训模式（如收费认证课程）难以有效提升这些社区的旁观者干预率。研究指出，必须基于牢固的社区合作关系，设计针对已识别的具体障碍的干预措施。社会生态模型为在个体、人际、社区/系统多层面制定解决方案提供了路线图。同时，新兴技术（如手机应急响应应用、人工智能辅助调度翻译、虚拟现实培训、社交媒体宣传）为创新干预提供了新机遇，但需注意技术普及度的差异。本研究的发现与美国心脏协会2030年影响目标高度契合，为公共卫生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发有针对性的策略，以改善心脏骤停救治、减少健康不平等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部分少数族裔群体（如美洲原住民、中东/北非裔）未包含在内。参与者主要通过社区组织招募，可能无法完全代表未加入组织的居民。此外，结果可能存在社会期许偏差。
结论
在历史上旁观者CPR/AED使用率低、少数族裔比例高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城市，居民在学习和实施CPR/AED方面面临一系列复杂的多层次障碍，其中社区内相关讨论的普遍缺失是一个核心问题。然而，社区居民普遍存在学习意愿，并希望在获得培训后能够帮助他人，为家庭和社区做准备的动机强烈。通过利用这些具体的促进因素，并精准应对社区特有的障碍，可以指导开发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计划，从而有效提高服务不足和少数族裔占比较高的社区中的旁观者CPR/AED使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