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Europe》：Childhood cancer incidence by migrant background in Sweden (1991–2021): a nationwide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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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低中高收入国家儿童癌症发病率差异是源于疾病登记不完善还是真实病因差异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针对瑞典出生儿童的全国性队列研究，分析其移民背景与癌症风险。研究发现，在享有同等医疗资源的背景下，父母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儿童，其白血病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发病率显著低于瑞典背景儿童，提示遗传或环境因素可能是导致全球差异的真正原因，而非单纯的漏报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儿童癌症的发病率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低收入国家，儿童白血病的发病率远低于高收入国家。这背后究竟是由于这些国家医疗资源有限、癌症登记体系不完善导致的“漏报”假象，还是真实存在的、由遗传或环境因素驱动的生物学差异？这个问题长久以来悬而未决，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儿童癌症病因的根本理解，以及对全球不同地区儿童癌症负担的真实评估。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一支来自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医学流行病学系的研究团队，Genevieve Allen、Elena Extrand、Siddartha Aradhya、Hanna Mogensen和Hannah L. Brooke等研究者，巧妙地利用了瑞典近乎完美的全民医疗和强制癌症报告系统，开展了一项覆盖全国、历时三十年的宏大研究。他们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所有在瑞典出生并成长的儿童。在这样一个医疗覆盖全面、诊断能力先进、数据记录完整的国家，任何在移民背景儿童中观察到的发病率差异，都将更可能反映其背后真实的生物学或遗传风险，而非医疗系统的诊断偏倚。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Europe》上。
为开展此项研究，作者主要运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利用瑞典全国人口登记数据（包括医学出生登记册、多代登记册）构建了一个包含1990-2019年间在瑞典出生的超过300万名儿童的大型队列。研究通过多代登记册链接到其父母及祖父母的出生国信息，从而精确定义移民背景（瑞典背景、第二代、2.5代、第三代）。癌症结局数据来自强制性的国家癌症登记册（1991-2021年），确保病例捕获的完整性。统计分析采用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R）和泊松回归计算发病率比（IRR），并针对出生年份和性别进行调整，以比较不同移民背景和父母出生国收入水平（基于世界银行分类）儿童的癌症发病率差异。
研究结果
主要分析
研究共纳入了3，070，076名儿童，累计随访39，862，393人年，期间诊断出6，797例儿童癌症。总体来看，不同移民世代（瑞典背景、第三代、2.5代、第二代）儿童的年龄标准化总癌症发病率非常接近。然而，在特定癌症类型上观察到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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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瘤发病率在第二代儿童中（ASR 3.09 [2.53-3.78] /10万人年）高于瑞典背景儿童（2.22 [2.02-2.44]），这在女性中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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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的发病率在第二代和2.5代儿童中略低于瑞典背景儿童。
父母谱系分析
当分别按母系和父系谱系分析移民背景时，结果与主要分析模式基本一致。
父母在瑞典居住时长
分析父母在子代出生前在瑞典的居住时长（以5年为一个区间），并未发现儿童癌症发病率与父母居住时长之间存在明确的阶梯式关联模式。这表明父母在移居国的累积环境或社会暴露，可能不是影响其后代儿童癌症风险的主要因素。
父母出生国的世界银行收入水平
这是本研究揭示的最具启示性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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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儿童，其总体癌症、白血病和CNS肿瘤的ASR均低于瑞典背景儿童。其中，CNS肿瘤的发病率比（IRR）低至0.54（0.38-0.74），白血病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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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母亲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儿童，其白血病的发病率显著高于瑞典背景儿童（IRR 1.42 [1.1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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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父系分析的结果与此相似。
白血病、淋巴瘤和CNS肿瘤亚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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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在父亲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非洲区域的第二代儿童中发病率最低，而在父亲来自东南亚区域的儿童中最高。按父母出生国收入水平分析，ALL的发病率模式与总体白血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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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奇金淋巴瘤：在第二代儿童中发病率较高，尤其是在母亲来自WHO东地中海区域的儿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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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肿瘤亚型：未发现与移民背景相关的明确模式，但来自WHO非洲区域和低收入国家的父母，其后代的CNS肿瘤亚型发病率倾向于较低。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高质量的全国登记数据，首次在瑞典的背景下系统评估了移民背景与儿童癌症发病率的关系，并创新性地纳入了第三代移民以及父母出生国的经济水平分析。
核心结论是：在享有同等先进医疗和完整登记系统的条件下，儿童癌症的总体发病率在不同移民背景群体间并无重大差异。然而，关键差异体现在父母出生国的经济水平上。研究证实，父母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儿童，其白血病和CNS肿瘤（特别是ALL）的发病率显著低于瑞典本土背景儿童；而父母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儿童，白血病风险则更高。
这一发现具有深远意义。它有力地挑战了“低收入国家儿童癌症（特别是CNS肿瘤和白血病）低发病率 solely（ solely 意为“仅仅”） 是由于诊断能力有限和癌症登记不全造成的”这一广泛假设。相反，研究结果表明，遗传或代际环境因素很可能是导致这些全球观察到的差异的真正基础。由于所有研究儿童均在瑞典出生和成长，共享相似的后天环境，因此观察到的风险差异更可能源于随父母“迁移”而来的因素，如遗传易感性或表观遗传特征，而非瑞典当地特有的环境暴露。
此外，与哮喘和1型糖尿病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发现父母在瑞典的居住时长与后代癌症风险无关，这进一步反驳了童年癌症主要受父母移居后累积环境暴露影响的假说。
研究的优势在于其全国性、基于登记数据的设计，近乎完整地捕获了病例，并能够链接多代家庭信息。局限性包括未纳入1岁以下婴儿，以及第二代移民群体随访时间相对较短（半数出生于2010-2019年）。
总之，这项研究强调了在探讨儿童癌症病因时，纳入全球多样化和代表性不足人群数据的重要性。它指出，未来关于儿童癌症病因学的研究必须关注并整合来自低收入国家的数据，才能真正理解全球发病率差异的根源，并为所有儿童制定更有效的预防和诊疗策略。
